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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索尔尼特的这本女权主义小册子从日常生活中时常遇到的看似无关痛痒的男式说教谈到种种更加触目惊心的性别暴力：性骚扰，性侵，甚至谋杀。在她看来，日常生活中的被打断、被忽视、被说教与直接的身体暴力其实处于同一个光谱的两端，这个光谱就是噤声的暴力。
英文中作为动词的”silence” —— 使沉默、使缄默 —— 不是很容易找到对应的中文表达，但却是理解书中探讨的性别权力与暴力的关键。“Mansplain”或者男式说教（也有人称为“信口雄黄”）只是这种权力关系最常见、看起来最无害的一种形式，恐怕绝大多数女性 ——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 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自信满满的男性交谈对象滔滔不绝地谈论或者向你解释一个你比他了解得多的话题，而不给你发言的机会。虽然过度自信和拒绝聆听的特质并不完全局限于男性，但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取决于个人性格，而是根植于习惯于忽视女性声音的性别文化，这种文化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中都有漫长的历史。
毕竟，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女性被完全排除在公共事务和知识生产的体制之外。与男性“公民”相对，她们被认为是属于私人的、家庭的、情感的，而非理性的、公共的。即使在女性终于获得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的20世纪，这些渗透在文化中的性别偏见并不是可以在一朝一夕克服。当女人开口说话，她需要为在她之前被沉默了一代又一代的母亲、女儿、和姐妹说话。
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电影《华盛顿邮报》中饰演邮报的发行人凯萨琳·格雷厄姆，在剧情所处的70年代，即使作为报纸的拥有者，格雷厄姆仍然苦于不能在男性主导的董事会上获得发言的机会。在今天的职场，还有一个流行词是“hepeating”，指的是女员工在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反应平平，而当男员工重复同样的点之后却大受关注。在看似拥抱进步文化的西方学术界，完全由男发言人组成的小组会议屡见不鲜，被戏称为“manels” (man + panel)。对论文引用数据的研究也发现，许多领域（比如国际关系）的论文引用存在明显的性别落差：男作者的论文更容易得到引用，而且男作者和女作者相比更较为不可能引用其他的女作者。
得不到说话的机会、以及说出的话得不到重视，仅仅是噤声的暴力一种较为平和的形式。它并不止步于此。索尔尼特列举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数字来说明强奸、家暴、和亲密关系暴力的普遍，即使是在那些在性别平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国家。在她看来，性侵不仅是对身体的侵害，也是对女性的声音和主体性的否定：她不拥有她自己的身体，她所说的“不”没有任何意义，她不是一个平等的人。
噤声的暴力持续到遭遇性侵之后的斗争 —— 索尔尼特在书中把种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称为“沉默的同心圆”，层层扩展，将被迫沉默或者被迫需要证明自己受到侵害的女人禁锢在最中心。第一层是受害者自己感到的羞辱感令她沉默，而这种耻感和羞辱感同样是社会文化强加于个体之上；第二层来自加害者的直接威胁；而第三层圆环则是：当她终于冲破重重阻力讲出自己的遭遇，却像希腊神话中的卡桑德拉一样无人相信。
如作者所言，可信度（credibility）是一种根本性的权力，而父权主义文化有一种“拒绝把女人的话当真的冲动” —— 西方医学界曾经发明了“歇斯底里”这个病症来否定女人的理性、智性和可信度。当一个女人指控一个位于权力高位的男人，人们质疑的不仅仅是她指控的内容，往往还包括她的品格、动机、甚至精神状态。从“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意象，到阿妮塔·希尔的国会听证会，再到围绕刘强东案、鲍毓明案的网络舆论，卡桑德拉的咒语一再上演。 “她的预言之所以无人相信是因为她拒绝和阿波罗发生性关系，这位神祇对她施加的咒语所致。试图捍卫自己身体的权利就会导致失去信誉”，是这个古老的希腊神话隐含的信息。
但索尔尼特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毕竟我们在过去这个世纪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这些进步的取得是由女权主义者坚持不懈的抗争而来。从“打老婆是家事”到家暴立法，从性骚扰“只是开玩笑”到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从“女人属于家庭”到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各种领域中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就，性别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作者相信观念的力量。保守势力也许会反弹，也许会修改法律使得女性失去现有的权利（比如选择堕胎的权利），也许会操控宣传机器要求女人发扬“传统美德”。但她相信当一种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它就不会消逝。
这本杂文集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忽视，比如书中最为人诟病的一句话是“暴力没有种族、阶级、宗教、或国籍，但是有性别”。女权主义理论使用交叉性这个概念来强调社会权力关系是多维度而互相交叉的：种族、阶级、宗教、性取向、国籍等种种范畴都会塑造不同的支配机制和不平等的条件。虽然说女性面临的不平等与暴力有一定普世性，但是比如说一名曼哈顿高管和一名只能在灰色经济打零工的无证件移工，或者一名中国农村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女童，或是一位生活在希腊难民营的叙利亚妇女，她们的“悲欢并不相通”。即使她们都受到了性别权力结构的影响，她们对压迫和不公正的体验有着质性的不同，这种不同绝不能在普世性中被消解。
在西方语境下，关注交叉性的女权主义者有时会将忽视种族和阶级等议题的立场称为白人女权主义 (white feminism) ：并不是说一个身为白人的女权主义者一定持这种立场，而是说这种立场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自身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缺乏反思。在西方多元社会，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取得相对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族裔和移民女性的廉价劳动。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再生产：家务劳动、育儿、饮食服务这些环节被外包给了其他阶层的女性。类似地，我国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女性往往将家务和看护工作外包给父母一辈和来自乡村的女姓移工。在性别这个社会身份以外，种族和阶级等其他身份认同与分野可能在某些权力结构和利益诉求方面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白人女性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更多投票给了特朗普，而少数族裔无论性别则更多投票给了民主党。这次新冠疫情也显示了英美等国深刻而尖锐的结构性不平等，少数族裔在很多地方的病亡人数比例都远远大于他们的人口比例，除了经济收入对长期健康状况的影响之外，低收入群体也更多从事收银、食品加工等一线工作，很难居家办公或保持社交距离。总之，交叉性女权主义提醒我们看到相互叠加交织的不平等机制，认识到每一个个体或群体的体验，境遇和诉求都是不同的。
除此之外，书中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的部分也显得过于简单草率，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流于表面。但瑕不掩瑜，作为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女权主义入门式小册子，还是十分值得推荐 —— 当然，也不妨多购几本送给你身边爱说教的男性朋友、同事和上司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