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飘》

因为正义和平等远未到来

看了 Caroline Randall Williams 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 “You Want a Confederate Monument? My Body Is a Confederate Monument” 之后很受触动。这篇第一句话就是，“my skin is the color of rape”. 她说她身上流的白人的血，是一代代白人种植园主强奸犯的血。

作为一个曾经的《飘》的爱读者，就想多写两句话。我小时候很喜欢《飘》，觉得里面描绘的南方生活挺好的，对奴隶制没有什么认识。

但是曾经无知不代表要一直无知。

可以去了解。了解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真相，了解一个奴隶眼中的种植园生活其实是怎样的，了解非裔美国人几十年来如何一次次抗议《乱世佳人》对奴隶制的美化。了解之后，拒绝讨论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文艺作品就是拒绝承认这样的作品对他人带来的伤害。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用现在的道德观评判过去的文艺作品”的问题。 比如我们讨论一个古代中国的作品吧，里面可能有对帝制皇权的歌颂，别说古代了现代影视剧也有歌颂的，但是这种价值观没有伤害到现在的谁，也多半不会影响到你的世界观，不会让你看了之后想要恢复帝制。

电影中对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美化，对黑人负面刻板印象的呈现，这些东西是当代问题，它们和现实中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密切相关。既切切实实伤害到现在仍然在对抗系统性种族主义的非裔群体，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种族偏见（这种影响是全球性的）。

因此讨论是必须的，因为正义和平等远未到来。而这样的小说和电影绝非独立于历史和社会之外，而是作为结构的种族主义通过文化进行延续和再制造的一部分。

讨论不是删除，在建立起讨论的基本共识后，电影本身也可以当作研究种族主义历史的素材。为什么要加背景说明（加背景说明本身也不过公司的私人商业行为）？正是因为社会对过去和现在的暴力没有足够的反思，“故事从来都是由白人讲述的”这样一些基本的前提都还没成为常识。发挥一下想象力，如果是一部20世纪初期，极度丑化华人和美化侵华战争的电影，发行公司想要加一条背景说明，中国网友还会觉得是多此一举吗？

存念

这串信息不想放在专业网站上面了，留此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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噤声的暴力

这篇最先发于豆瓣：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603019/

***

丽贝卡·索尔尼特的这本女权主义小册子从日常生活中时常遇到的看似无关痛痒的男式说教谈到种种更加触目惊心的性别暴力：性骚扰，性侵，甚至谋杀。在她看来，日常生活中的被打断、被忽视、被说教与直接的身体暴力其实处于同一个光谱的两端，这个光谱就是噤声的暴力。

英文中作为动词的”silence” —— 使沉默、使缄默 —— 不是很容易找到对应的中文表达，但却是理解书中探讨的性别权力与暴力的关键。“Mansplain”或者男式说教（也有人称为“信口雄黄”）只是这种权力关系最常见、看起来最无害的一种形式，恐怕绝大多数女性 ——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 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自信满满的男性交谈对象滔滔不绝地谈论或者向你解释一个你比他了解得多的话题，而不给你发言的机会。虽然过度自信和拒绝聆听的特质并不完全局限于男性，但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取决于个人性格，而是根植于习惯于忽视女性声音的性别文化，这种文化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中都有漫长的历史。

毕竟，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女性被完全排除在公共事务和知识生产的体制之外。与男性“公民”相对，她们被认为是属于私人的、家庭的、情感的，而非理性的、公共的。即使在女性终于获得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的20世纪，这些渗透在文化中的性别偏见并不是可以在一朝一夕克服。当女人开口说话，她需要为在她之前被沉默了一代又一代的母亲、女儿、和姐妹说话。

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电影《华盛顿邮报》中饰演邮报的发行人凯萨琳·格雷厄姆，在剧情所处的70年代，即使作为报纸的拥有者，格雷厄姆仍然苦于不能在男性主导的董事会上获得发言的机会。在今天的职场，还有一个流行词是“hepeating”，指的是女员工在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反应平平，而当男员工重复同样的点之后却大受关注。在看似拥抱进步文化的西方学术界，完全由男发言人组成的小组会议屡见不鲜，被戏称为“manels” (man + panel)。对论文引用数据的研究也发现，许多领域（比如国际关系）的论文引用存在明显的性别落差：男作者的论文更容易得到引用，而且男作者和女作者相比更较为不可能引用其他的女作者。

得不到说话的机会、以及说出的话得不到重视，仅仅是噤声的暴力一种较为平和的形式。它并不止步于此。索尔尼特列举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数字来说明强奸、家暴、和亲密关系暴力的普遍，即使是在那些在性别平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国家。在她看来，性侵不仅是对身体的侵害，也是对女性的声音和主体性的否定：她不拥有她自己的身体，她所说的“不”没有任何意义，她不是一个平等的人。

噤声的暴力持续到遭遇性侵之后的斗争 —— 索尔尼特在书中把种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称为“沉默的同心圆”，层层扩展，将被迫沉默或者被迫需要证明自己受到侵害的女人禁锢在最中心。第一层是受害者自己感到的羞辱感令她沉默，而这种耻感和羞辱感同样是社会文化强加于个体之上；第二层来自加害者的直接威胁；而第三层圆环则是：当她终于冲破重重阻力讲出自己的遭遇，却像希腊神话中的卡桑德拉一样无人相信。

如作者所言，可信度（credibility）是一种根本性的权力，而父权主义文化有一种“拒绝把女人的话当真的冲动” —— 西方医学界曾经发明了“歇斯底里”这个病症来否定女人的理性、智性和可信度。当一个女人指控一个位于权力高位的男人，人们质疑的不仅仅是她指控的内容，往往还包括她的品格、动机、甚至精神状态。从“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意象，到阿妮塔·希尔的国会听证会，再到围绕刘强东案、鲍毓明案的网络舆论，卡桑德拉的咒语一再上演。 “她的预言之所以无人相信是因为她拒绝和阿波罗发生性关系，这位神祇对她施加的咒语所致。试图捍卫自己身体的权利就会导致失去信誉”，是这个古老的希腊神话隐含的信息。

但索尔尼特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毕竟我们在过去这个世纪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这些进步的取得是由女权主义者坚持不懈的抗争而来。从“打老婆是家事”到家暴立法，从性骚扰“只是开玩笑”到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从“女人属于家庭”到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各种领域中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就，性别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作者相信观念的力量。保守势力也许会反弹，也许会修改法律使得女性失去现有的权利（比如选择堕胎的权利），也许会操控宣传机器要求女人发扬“传统美德”。但她相信当一种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它就不会消逝。

这本杂文集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忽视，比如书中最为人诟病的一句话是“暴力没有种族、阶级、宗教、或国籍，但是有性别”。女权主义理论使用交叉性这个概念来强调社会权力关系是多维度而互相交叉的：种族、阶级、宗教、性取向、国籍等种种范畴都会塑造不同的支配机制和不平等的条件。虽然说女性面临的不平等与暴力有一定普世性，但是比如说一名曼哈顿高管和一名只能在灰色经济打零工的无证件移工，或者一名中国农村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女童，或是一位生活在希腊难民营的叙利亚妇女，她们的“悲欢并不相通”。即使她们都受到了性别权力结构的影响，她们对压迫和不公正的体验有着质性的不同，这种不同绝不能在普世性中被消解。

在西方语境下，关注交叉性的女权主义者有时会将忽视种族和阶级等议题的立场称为白人女权主义 (white feminism) ：并不是说一个身为白人的女权主义者一定持这种立场，而是说这种立场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自身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缺乏反思。在西方多元社会，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取得相对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族裔和移民女性的廉价劳动。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再生产：家务劳动、育儿、饮食服务这些环节被外包给了其他阶层的女性。类似地，我国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女性往往将家务和看护工作外包给父母一辈和来自乡村的女姓移工。在性别这个社会身份以外，种族和阶级等其他身份认同与分野可能在某些权力结构和利益诉求方面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白人女性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更多投票给了特朗普，而少数族裔无论性别则更多投票给了民主党。这次新冠疫情也显示了英美等国深刻而尖锐的结构性不平等，少数族裔在很多地方的病亡人数比例都远远大于他们的人口比例，除了经济收入对长期健康状况的影响之外，低收入群体也更多从事收银、食品加工等一线工作，很难居家办公或保持社交距离。总之，交叉性女权主义提醒我们看到相互叠加交织的不平等机制，认识到每一个个体或群体的体验，境遇和诉求都是不同的。

除此之外，书中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的部分也显得过于简单草率，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流于表面。但瑕不掩瑜，作为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女权主义入门式小册子，还是十分值得推荐 —— 当然，也不妨多购几本送给你身边爱说教的男性朋友、同事和上司们。

2019年的中国

在过去的几年中渐渐远离中文写作，但是我很清楚我永远无法和英文世界的“中国”和解。因为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极权的符号，一个观察的对象，一个危险的对手。对我来说，中国是我的家，是我回不去的故乡和到达不了的远方，那里有我最爱的人们。

他们是农民，打工者，人民教师，公务员，解放军。他们不是阅兵式上复制粘贴的机器人，国际媒体眼中“暴力”与“威胁”的象征。他们是我的表哥，堂哥，叔叔，穷苦人家的孩子念书念不出来，只有打工或当兵两条出路。我小时候去给他们送行，看着一车一车剃了板寸头的男孩子哭着和父母告别，驶向未知。

十年前在北京念硕士的时候，我们在课上看《八九点钟的太阳》和《天安门》。我的硕士论文写了文革初期的集体暴力，在北京的档案馆看了很多批斗仪式的照片。秦晖在讲座里说中国城市里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潘维宣传着他法治大于民主的理论；社会学系的卢晖临老师说，农民工在经历未完成、或永远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更早的时候，十几年前在上海念大学，政治学理论的老师将阿伦特介绍给我们，那些年月是我知识的起点。

这个博客开始于2004年，它的前身先后存在于blogcn、blogbus、还有“soho小报”。那个时候还可以用谷歌，有审查但没有无处不在，我还可以在中国的博客网站上写Tank Man.

这些网站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我也离开中国已久。当然，我绝不想美化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的中国，那时与现时一样，维权者无处伸张正义，受辱者无处发声，更有无数因为人祸在天灾中逝去的生命。但是曾经有更多批评的空间，有对变革的期待。媒体曾经有机会关注黑暗，曾经可以说“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而不是一味歌颂盛世。尚没有那么一致那么激昂的歌唱声，那歌声如此震耳欲聋，以至于再听不到任何说话声。

七十华诞的祖国，只看得到锣鼓喧天，红旗飘荡。看得到诚意的喜悦，发自内心的激动与骄傲，和爱。看不到因为信仰失去自由的人，在深圳消失的学生，在香港中枪的青年。所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从盛世的景观中消失。

2019年，我们是没有祖国的人，生活在一种陌生的语言中。

萧红生于冰天雪地的呼兰河，30岁病逝于香港。她没有见到过人民共和国，她和我，不曾生活在同一个国。

她去世前半年，1940年的九一八，给弟弟写了一封信，是为绝笔。这封信我读了又读，许多段落都熟记于心。最近总是想起这一段：

“恰巧在抗战不久，我也到山西去，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离着我很近，我转给你一封信，我想没有两天就可看到你了。那时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拨，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微笑。虽然我给你的信，你没有收到，我也没能看见你，但我不知为什么竟很放心，就象见到了你的一样。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忘了”。

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

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忘了。

 

一场不合时宜的毕业演说

我对你们的希望，我所有的姐妹和女儿，兄弟和儿子，是你能够在那片幽暗之地，在那个被我们理性化的成功文化所否定，将其称为流放之地、荒原和异乡的地方，安然自处。

一场不合时宜的毕业演说*

（密尔斯学院，1983）

厄休拉·勒古恩

我想感谢密尔斯学院83界毕业生给我这样一个少见的机会：在公共场合以女人的语言发声。

我知道，在座的毕业生中也有男人，我无意将他们排除在外，远非如此。希腊悲剧中有一个故事，希腊人对外国人说，“如果你不懂希腊语，请点头示意”。无论如何，毕业典礼通常根据这个潜在的规则运行：大学毕业生要么是男人，要么应该是男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都穿着这些十二世纪的袍子，男人穿起来很棒，而女人穿起来像蘑菇或是怀孕的鹳鸟。智识的传统是男性的。公共演讲必须使用公共的语言，国族或部落的语言；而我们部落的语言是男人的语言。当然，女人也会使用它。我们不是傻子。如果你能通过他们的话语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或是将英迪拉·甘地和索摩查将军区分开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这个世界讲的是男人的语言。所用的词句都是权力的词句。你们已经走了很远，亲爱的，但是远远不够。你们甚至无法通过出卖自己到达那里，因为那里是他们的，不是你们的。

也许我们已经有足够多关于权力的词语，足够多关于奋斗的讨论。也许我们需要一些关于软弱的词语。如果我不是说，我希望你们从大学的象牙塔走向现实世界，打造似锦的前程或者至少帮助你们的丈夫做到，或者让我们的国家强大，在每一件事上都获得成功——如果我不是谈论权力，如果我站在这里像一个女人一样说话，会怎样？会听起来不对劲，会很糟糕。如果我说，我希望首先，如果——只有当——你想要孩子的话，我希望你能如愿。不是儿女成群，几个就够了。我希望他们会很美。我希望你和他们可以温饱，有温暖而清洁的地方居住，拥有朋友和你喜爱的工作。好吧，这是你上大学的目的吗？就这些吗？还有成功呢？

成功是他人的失败。成功是那个我们一直在做的美国梦，因为绝大多数地方的绝大多数人，包括三千万的美国人，都清醒地生活在贫穷的现实中。不，我不想祝愿你们成功。我甚至不想谈论它，我想谈论失败。

因为你们是凡人，所以你们会遭遇失败。你们会遭遇失望、不公、背叛、和无法挽回的失去。你会在你以为自己很强大的地方发现自己的脆弱。你会为了占有物质而努力工作，最终却发现你被物质占有。你会发现你自己 —— 我知道你们都已经经历过 —— 身处黑暗之中，孤独而恐惧。

我对你们的希望，我所有的姐妹和女儿，兄弟和儿子，是你能够在那片幽暗之地安然自处。在那个被我们理性化的成功文化所否定，将其称为流放之地、荒原和异乡的地方。

我们本来就已经是异乡人。女人作为女人，往往被这个社会自命的男性准则排除在外，或格格不入：在这个社会中人类被称作男人，唯一可尊敬的神为男性，唯一的方向是向上。那是他们的国度，让我们探索我们自己的。我说的并不是性，性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都是孤独的。我说的是社会，所谓的属于男人的制度化的竞争、侵略、暴力、权威和权力。如果我们想作为女人生活，某种形式的分离主义就得加诸在我们身上：米尔斯学院就是这种分离主义的一种明智的体现。这个战争游戏的世界并非由我们创造，也并非为我们创造。我们甚至无法在不带面具的情况下呼吸那里的空气。而一旦戴上面具，摘下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何不让我们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就像某种程度上你们在密尔斯做的那样？不是为了男人和男性的权力等级——那是他们的游戏；也不是为了反对男人——那样仍然是以他们的规则行事。而是和任何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男人一起：那才是我们的游戏。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自由女性为什么要在与阳刚男性（Machoman）对抗或为他们服务之间选择呢？她为什么要以他的规则过她自己的生活？

阳刚男性害怕我们的规则，因为不够理性、积极、不够充满竞争等等。所以他教我们鄙视、否定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社会中，女人的生活涵盖了无助、脆弱、疾病、非理性的和无可挽回的面向，以及为这样的面向负责，为那些晦涩的、消极的、无法控制的、动物性和不洁的一面负责 —— 阴影的幽谷，人生的深渊。女人因此备受轻视。所有那些战士否定和拒绝的东西都给了我们，所以那些和我们分享这些东西的男性，和我们一样，也无法成为医生，只能成为护士；无法成为战士，只能是平民；无法成为酋长，只能是印第安人。这就是我们的国度，我们国度的夜面。如果我们的国度也有白昼的一面，那里有高耸入云的山脉和明亮的草原，我们只在先驱者的传说中听说过，却还从未到达过。我们永远无法通过模仿阳刚男性来到达那里。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道路到达，通过居住在那里，度过我们国度的长夜。

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作为囚徒而活，为自己身为女人而羞愧，不要自愿成为一个病态的社会体系的俘虏。我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国度作为本地人而活，视其为家园，打理自己的房子，做自己的女主人，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你会在那里做你的工作，不管你擅长什么：艺术或是科学或是技术或是开一家公司或是打扫房间，当他们告诉你因为这份工作是女人做的因此是二流工作的时候，我希望你告诉他们“去死”，以及他们要给你同工同酬。我希望你的生活中没有支配他人的需要，也没有被他人支配的需要。我希望你们永远不会成为受害者，但我也希望你们没有权力控制他人。当你失败时，被击倒时，痛苦时，身处黑暗之时，我希望你记得，黑暗之地就是你的国度，是你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没有战争也没有赢家，但未来属于这里。我们的根在黑暗中，大地是我们的国度。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仰望中寻求慰藉——而不是望向四周或脚下呢？我们仅存的希望在那里。不是在飞满了间谍卫星和武器的天空，而是在被我们轻视的大地。并非来自之上，而是来自之下。不在那刺目的光芒中，而是在滋养人类灵魂的黑暗里。

*原标题为“A Left-Handed Commencement Address”, “left-handed”指向勒古恩的科幻小说《黑暗的左手》，同时“left-handed”也有不受欢迎、有悖常理的意思，这里采取了意译。

原文链接

31-10-2018

我小时候和现在非常不一样，是个很悲惨、很倔强、心里有很多恨的人。因为我妈总是打我打得很惨，总觉得家里其他人也欺负我，我特别恨她们。有一件事情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每年冬天我的嘴唇都会干裂出血，有一次我蘸着嘴唇出的血，在挂历纸上写一些好恨你们的话，写满了一整页。挂历纸很大的呀，妈呀现在想起来都瑟瑟发抖，不敢相信那个有自残倾向的小女孩是我。

在学校里也是，总是被打，总之很不开心。

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恨”的感觉了。那时有个女孩总是打我，我上大学的时候，她辗转找到了我宿舍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我道歉，我根本想不起来她是谁。

现在每天的念头只有“我怎么这么幸运”。

感想是：长大真好。

还有，爱的力量比恨大得多。自从有人爱我，我对世人就只有“爱”而没有“恨”了。

P.S. 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女生，她bully我这事儿对她的影响比对我的影响大，隔了那么多年一定要说一句对不起，也是个善良的人。想起周公子说的，不要让别人不愉快，这些不愉快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

注：这是第二个微博号被炸之后的“废邮存底”。

Humans of Xinjiang

周末愉快。这些天收到了一些个人故事，征得了部分投稿人的同意后想分享出来。有人说，你发这些匿名投递的纸条没有credibility。是没有，焦点访谈的宣传片和胡锡进的戏台又有多少credibility呢？你如果不信，就只当是看苏联文学或东德电影 —— 最后那个打耳光的故事，不就像是东德电影片段吗？

你如果信，或者至少相信真实的可能性，那么就会意识到，政策不只是新闻报道里抽象的地图和数字，更是给无数具体的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具体的痛苦与绝望。这是我转述这些故事的原因。最让人心碎的那个故事我没有办法转述（愿意公开的一般是已经出去的，或者是关心朋友的汉族网友），唯希望将来有一天每个人都可以免于恐惧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被听到。祝愿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早日团聚。

1. “知道你不能回复，只想倾诉一下。 mom已经272天未见，年过半百的人，没有理由。我每一天都很绝望，了解的越多越担心越害怕。我们就不配正常的活着吗[泪]… 谢谢你们的关注”。

2. 来自一位汉族网友，“朋友的妈妈离家一年多了，原因是双重户口（家里没人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以前工作人员失误），爸爸癌症已经快要不行了但是没有妈妈陪伴，看着他每天自己难过，我感到窒息而又无能为力。他真的是我从小认识最善良的人了，那么年轻活泼，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就算一切会好起来，他爸爸也等不了了。我看很多人评论，他们不认识可能觉得没什么，如果是身边人，真的眼泪都快流干了”。

3. “姐姐，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u族男生，上个星期服药自杀了，走的那天是他的生日。他父亲被抓，家庭承受百般压力，他就这么走了。所有消息被校方封锁，连他的同学都不知情，我打听了很多人才问到事件的细节。我真的很痛苦很痛苦，我惋惜他的离开，我痛恨他遭受的不公。
他这么善良，这么真诚，是一个很可爱的男孩。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却要承受这么多不公平？我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公平可言，可作为少数群体他们甚至连大多数人的同情都得不到吗？难道我们真的要做哑巴和瞎子才能苟且活下去吗[悲伤]”

4. “有时候在想，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人与我mz不同，遭遇不同，所以不会共情；但又想到你们这些共情之人，觉得这应该是恶与善的区别。知道让人难受到窒息的小故事和事情很多，想去说，但怕暴露太多信息，默默的又闭上嘴巴。 现在不知道谁能救我们，我们又没有力气自救，墙外会真心的关心和帮助到我们吗…想存有希望，但每一天希望都在不断破灭，甚至想过，我是不是结束此生，才不会这么痛苦，下一秒又告诉自己，我不能因为别人在犯的错惩罚自己。灯塔真的会出现么…”

5. “昨天嚎啕大哭还有一个是因为我妈妈曾经因为我的一句近乎玩笑的话打了我一耳光。她骂我是个两面人，我开玩笑和她说我从始至终都只有一面，就是站在体制的对立面。说完她就打了我，这件事情我会一辈子记得。因为我发现，那种带给我的恐惧，是机器把家庭和亲情，扭曲到不成样子。亲子之间也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更不要说身处圆形监狱的我们每一个之间，是怀疑的，互相畏惧，互相监视”。

Do not look away from terror.

一点撕烤（与回忆）

我经常做炸号的梦，因为一直都知道是件不可避免的事，有点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的第二只靴子（所以去年11月某个时候，进行了一些把长微博搬运到博客的尝试，不了了之）。真的发生那天，前一个晚上我也做了炸号的梦，但是因为经常做，所以也不算什么特别诡异的巧合。

目前还不是100%确定发生了什么，但是在已登录的设备上还可以浏览（新的设备上无法登录），所以我看到了一些热心网友们表达对我的怀念和喜爱。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条是，“首页最勤劳的学术型博主”。

😂😂😂😂😂😂😂

1

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撕烤，我经常花很多时间写一些长长的帖子，这些帖子的消失当然很可惜，可是它们有什么意义吗？努力地回忆，最近的一次系列长贴，是关于丹麦的niqab/burqa禁令与欧洲关于burqa的争论的。其中有一个长贴概括描述了ECHR的著名判决S.A.S v. France，我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有任何original的地方吗？没有。60多页的判决书就在网上，任何一个看了判决书的人都能写出一篇概述来（唔，当然还需要一点对人权法、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margin of appreciation等基本概念的理解）。另外一个帖子介绍了50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头巾政策（其中有2.5个强制戴头巾），也是在网上搜了一些资料。还有一个帖子是介绍instagram上hijab wearing的时装博主，那组图挺漂亮的。

我想我大多数的长微博都是这种类型，搜集、整理、介绍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存在于网络的各个角落的。用学术期刊里面的分类来比喻，属于一种review，不是original article.

之所以极少写有原创意见的东西，是因为显然我觉得微博不是写这些东西的地方。而且somehow我觉得写纯粹介绍性质的东西会较少浪费时间（并不）（关于浪费时间），会减少procrastination的内疚感。但结果就是，我最终浪费了很多时间写了很多没有特别大意义的东西。

炸号的前一天我写了偷飞机的人的故事，那条在24小时之内转发了3000多次，有300多条评论。绝大多数评论是善意的，有些是伤感，有些是哲思，有些是脑洞大开构思电影情节。后来这条微博当然和其他一万多条一起消失了，连同这些评论。记得有个人说Ta也是看到夕阳会流泪，有个人说，“他的悲凉不在于是底层人，是他与我们的平凡普通无恙，可周围一切不足以挽留他。若捧他以死亡来表现悲情浪漫代价太大，而贬他伤人毁物也不佳。彼此的普世大爱不如多在现实中实践吧”。后来我看到别的博主发的也是关于偷机事件，评论里骂声一片，自杀不负责任等等。才觉得那些消失的评论有多可贵。

2.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日常生活与情感类。比如最近的一条，是我在瑞士的火车上写的（注：之所以可以重现，是因为有一位网友从去年6月开始用邮件订阅了我的微博，Ta后来把邮件备份发给了我，太感谢 ❤）

#知识互补型家庭#

坐火车时。
我: 胡子长长了为什么就变软了呢？
陈: 嗨，一看你就没学过结构力学，长度增加刚度就下降了呀。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悬臂梁结构。
我: 悬臂梁结构是啥……
陈: blablabla…

吃饭时。
陈: 有没有世界主义这个词，英文怎么说？
我: 当然有了，cosmopolitanism. 我写过好几篇关于世界主义的论文呢，当然我主要是持批判态度。
陈: cosmo是什么？
我: cosmos是宇宙，cosmology和cosmetics都是这个词源。polites是公民，来自polis也就是古希腊的城邦。
陈: 那你为什么要批判？
我: 是这样的……blablabla…

本来只是记录好玩的生活片段，但是某一天我看到一个网友在转发中评论说，“其实@dustette 根本不是一个情感博主，但是自从关注以来，我总是会保存下她和她配偶的故事，有稀疏平常的生活琐碎趣事，有那些深情的信件往来，还有些很无厘头的对话，比如“毕竟我是有两个硕士学位的人”。这么说起来显得我心里挺变态的[笑cry]但每每看到这些，都觉得太动人太温柔，世界再坏，看到过爱情美好的样子，哪怕自己没有运气体验，能看到和知晓这些故事发生着，也觉得值得。”

如果我的故事感动过她，她的评论也深深感动了我。我虽然不是情感博主，偶尔也会发表对情感的看法：

“除非有一个男人对你好到不行，能够保护你，照顾你，娶你是要疼你”。已婚人士多港句，这种我也不赞同。和一个人结婚不是让他来“保护你”或“照顾你”。爱是两个自由独立的人之间建立的相互的联系，互相支持、互相保护、互相尊重。建立这样的联系，结不结婚无所谓。当然，不建立也无所谓。 [摊手]

一个真正尊重我、欣赏我的人。一个耐心聆听我、也会诚意提出建议的人。一个相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实现自我价值，而不是任何家庭责任的人。和这样的人成为家人，我愿意承担责任。 RT @Fujiaa:我在英国博士毕业时找工作，当时有两个offer，一个是在学校旁边的工作，另一个工作是在6小时火车外。当时我和马克刚刚开始谈恋爱，两人甚至都不怎么了解对方。我一开始对后者的工作跃跃欲试，问马克的意见。他回答：“我觉得都很好。如果你选择后者，我们需要讨论下两地恋的情况，但这不是不能解决的，……

后来我想，在单身和不婚女性在努力对抗社会偏见的时候，一个在稳定关系中或已婚的女人可以做什么？一方面，我们必须和她们站在一起对抗这种社会偏见（这种偏见是对所有女人的工具化），一方面也可以说，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互相支持但不互相依附的关系或婚姻是可能的。当然，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每一种关系都意味着牺牲一部分个人的绝对自由，持续一种关系则意味着要持续地寻求自由和共同生活之间的平衡。

不爱的人当有权利不爱，爱的人不是一个寻找另一半的“半人”，她或他当作为完整的、平等的人爱与被爱。

3.

网上这些年，见识了太多人格羞辱，中文和英文世界都有。从直接粗暴的，“国关智障狗”，“希望你被xxx强奸”，“脸长得像阴唇”，到less粗暴甚至还有点好笑的挖苦，“穿七分裤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或“学洋毛概的宽裕左派妇女”或“北欧站街女”。

最近很习惯了，但早年有些玻璃心。有一次，真的被骂哭了。陈老师抱着我安慰我，然后嘲笑道：“心理素质这么差还怎么做网红？”

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想：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我只要不上微博，在现实世界中过得开开心心，在instagram发发吃喝玩乐不是很好吗？可是另一方面，霸凌的目的不正是如此吗，为了让你感到羞辱，让你消声。又凭什么让这些人得逞呢？

4.

我曾经把在中国的网站上发言这件事说成是一种resistance，可是对身处海外的我来说，毕竟无需付出代价，即使是也只是一种太过容易的抵抗。如果问我为什么用微博，我觉得，主要还是，消磨时间。

消磨时间之余，如果能让举报和审查人员忙一忙，也不算虚度了。

13-08-2018

29岁的Richard Russel是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没有飞行执照，上周五在西雅图机场偷了一架民航飞机飞上天，一边和控制中心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因为知道了结局，这些对话显得莫名的诗意），一边展示各种空中特技。飞行了90分钟后， 在Ketron岛坠毁。

他时而感叹夕阳下奥林匹克山脉的壮美；时而询问背着死去孩子在海里游弋的鲸鱼妈妈（上周上了新闻）的坐标；时而抱怨头晕；时而又开玩笑说自己落地后可能会被终身监禁。有时候他又会陷入自怨自艾，“Man, I’m sorry about this. I hope this doesn’t ruin your day… I’m glad you’re not, you know, screwing up everyone else’s day on account of me.”

当调度人员试图帮助他着陆时，他说，我不知道，我不想，我大概希望也许就这样了。“I don’t know, man. I don’t want to. I was kind of hoping that was going to be it, you know.”

聊天中，他还向关心他的人道歉，说自己只是一个破碎的人：”I’ve got a lot of people that care about me. It’s going to disappoint them to hear that I did this. I would like to apologise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Just a broken guy, got a few screws loose, I guess. Never really knew it, until now.”

他说他想在空中获得片刻的宁静（moment of serenity），可是景色又飞逝得太快。

他说“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只是想听你在我耳边低语甜蜜的琐事” – “I don’t want to hurt no one. I just want you to whisper sweet nothings in my ear”.

录音的最后，他轻松地说: “I think I am going to try to do a barrel roll and if that goes good then I am going to go nose down and call it a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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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中提到他的工作待遇，他的朋友说他曾经抱怨机场付给他的工资低于其他机场地勤的最低时薪，想去做别的，可是又很喜爱这份工作带来的旅行机会。去年12月他在优管上上传了一个视频，介绍他的工作（搬运行李）很辛苦，可是他也得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尤其是，访问他最爱的地方。

“In a video that appears to have been posted by Mr. Russell in December, he introduced himself as a ground service agent. “That means I lift a lot of bags,” he said. “Like, a lot of bags. So many bags.”

But “it allows me to do some pretty cool things, too,” he added, segueing to footage of a flight tour over Ketchikan, Alaska, followed by images of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France, Ireland and Mexico.

Most importantly, he concluded, “I get to visit those I lov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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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之后，Richard的视频下面多了好多好多评论。有人说，“Fly on, Rich, fly on”，有人说，“you did the barrel roll that we all wish we could”，有人说，“I wish you could have seen that orca and her baby. Fly in peace Sky King”。

除了在我自己的微博下面，我基本没有看到有人指责他不负责任的自杀方法（这些指责大致的逻辑是，“白瞎了一架飞机，死都还要其他人来给自己买单”）（另一个人则回复说，“揭开生活的合理性的面纱，底下是黑洞洞的存在的虚无。小行星撞了地球，大概也有人想追责想赔偿吧”）。一方面，他的绝望与破碎，当然没有必要浪漫化。虽然具体动机还有待调查，但是对话中也已经透露出了他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媒体报道中，也将民航工作人员，尤其是较低收入的地勤人员的心理健康当作一个重点来说。

另一方面，太多人情不自禁地浪漫化，无论是优管上还是微博评论里，人们希望他能看到心心念念的虎鲸妈妈，希望他能一直飞下去。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做了一件许多人内心渴望却没有勇气做的事，从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中解脱出来，不顾后果地自由翱翔一回，或直面无意义的虚空。内心有小小的感动，并不代表真的会去做这样极端的事，或者说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而只是在冷酷的现实中保有一点点疯狂的幻想和隐藏的绝望罢了。

“how everything turns away,
Quite leisurely from the disaster”

– W. H. Auden, “Musee des Beaux Arts”

弗里曼与性别文化

弗里曼说自己没有性骚扰，大概因为他就是这么认为的。网上那些为他叫屈的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性玩笑和从语言上“占身体的便宜”是对女性的“赞美”。所以他们真心地认为，在职业场合对一个年轻女生说“you fool around with older guys?”, 对一个怀孕的女士说“I wish I was there. You’re ripe.” 都是赞美。就算不是赞美，也是“无伤大雅”的玩笑，是男女互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而Metoo作为社会运动的意义，不光是让强奸者、性侵者接受法律的审判而已，更是要挑战这种根深蒂固的、物化女性、将女性视为潜在的性工具而不是平等工作伙伴的性别文化。

攻击者喜欢说，“这样下去所有的男人都会被指控性骚扰了，男人和女人干脆不要说话了”。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被指控性骚扰。男人和女人的对话，【并不需要】开性玩笑和对身体部位的评论才能进行下去。

作为女人，【真的】不会把各种形式的“我想和你上床”的表达当作赞美。

我认识弗里曼那样的男人，也认识尊重女人的男人。性骚扰并不是存在于某种“男人的基因”里，而是在我们的normalized文化里。

我们追求的是对这种文化“去正常化”，是建立在尊重和平等对待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尊重和平等对待，对某些习惯了权力的人来说，真的那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