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9岁一事无成的你

我读书早，小时候很聪明，成绩一直都是第一。

这样的小镇少年，会对未来有过于乐观的幻想。那时的我觉得，三十岁的我一定会很了不起，会是作家，学者，科学家，外交官。

后来上大学，并不是一所很精英的大学，这本来应该让我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了吧。但我那时只有十五岁，三十岁以前的日子才过了一半，虽然有从小镇来到大都市的短暂冲击，我可能仍然隐隐觉得，一切都有可能，未来和全世界都在手中。

仗着年轻的资本，会对自己格外地宽容。听到一些天才的故事——比如，爱因斯坦在一年之内发表四篇划时代的论文的时候26岁，海森堡发表量子力学理论并获得哥廷根大学教席的时候23岁，或者幸运儿的故事，比如扎克伯格在20岁的时候创建了Facebook，会想，可是我还没到那个年纪呢，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然后你20岁了，23岁了，26岁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三年前，一个和我同龄的同事在Facebook说，“先是以前教过的某个学生发邮件说要去一所很好的大学读PhD，全赖我当年的鼓励。然后我去马尔默的银行办事，账户负责人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辞去这份工作，因为‘你26岁就有了PhD，又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浪费生命。现在打算去斯德哥尔摩读书了’”。

如果有这种正能量也是好的，不过这些事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过。 严格来说，生活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和爱的人在一起，回家的时候有人为你准备晚饭，做喜欢的工作，有机会成为年轻人的灵感源泉。这是一个平凡人所能期待的最好的生活。29岁时的那一丝遗憾，那一点点bittersweet，是来自你终于接受了自己是个平凡人，接受了自己没有可能改变世界。

这不是关于生命，而是关于生活。不是关于变老本身，而是关于，年幼时所期待并视为理所当然的无限的可能性的消失。

Nancy Fraser和Andrew Arato的对话

Verso在选举夜重贴Nancy Fraser和Andrew Arato今年9月份关于美国选举的一个对谈（原帖刊于Public Seminar），两人的主要分歧是选择lesser evil还是什么也不选，也（marginally）涉及一点关于新自由主义下身份政治的讨论。因为在民主理论方面受阿伦特、郎西埃等人影响很深，我自己素来对身份政治有一定距离感，对Nancy Fraser对身份政治的左翼批判也算颇为认同。这次大选中民主党的失败让更多人反思身份政治，比如New York Times这周末的评论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但这篇评论在我看来是一种过于facile的反思，几乎等同于保守派的colour blindness，同样有colour-blind racism和强化本质主义的国民想象的危险。认识到身份政治的局限性不等于否认其重要性，而是认识到（following Fraser）recognition和redistribution的不可分割，以及（following Arendt and radical democratic theorists）social suffering并不一定和总是bring about the political.

所以，本来想要翻译一下这篇对谈，但一着手尝试就发现这对我是来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所以下面贴的完完全全不是翻译，而只是一个summary。 择其重点总结了一下，越到后来，连中文总结也不想总了（再次对有耐心和兴趣做翻译的老师们表示敬意）。必须强调的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策略上，我都不是完全同意Nancy Fraser，但我觉得她的立场在post-election的今天很有意义。尤其是，“That strategy, of conniving to mute the whole problematic of redistribution while loudly engaging that of recognition, has worked surprisingly well until very recently”.

（另，我觉得我在以中文陈说理论问题方面已经弃疗。手动拜拜。）

Andrew Arato: 上次你说，这次选举中最糟糕的事情是因为特朗普极其出格的言论，很多真正的问题被完全忽视了（他和桑德斯的出现本来凸显了这些问题）。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Nancy Fraser: 初选时的很多辩论确实在挑战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常识，而这些挑战现在完全消失了。特朗普当然很出格很让人愤怒，但更让我不满的是政治阶层和“头脑正常的”精英的应对。是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凭借对特朗普的道德愤怒之机回避真正的问题，比如the rigged economy，政治革命，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金融化的社会代价，这些成本极度不公的分配，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regime change，反恐战争，NATO的未来。当全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现有秩序的愤怒时，他们完全关闭了讨论这些事情的可能。

Arato：我当然同意你说的这些。你说的对，在初选时还是有讨论的。不过大部分问题都是由桑德斯或特朗普提出来的。特朗普确实找准了时机，聪明地运用贸易、政治腐败和外交政策来吸引那些觉得自己被left out或成了牺牲品的人。不管怎么说是非裔的投票让桑德斯失去了提名。我觉得早先对“重要议题”的讨论的消失并不是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一手策划的。为什么桑德斯自己不继续批评克林顿的竞选和亲克林顿的媒体呢？他在博客里也不再批评了。我其实很敬佩他的ethic of responsibility。不让特朗普赢是一个很大的伦理责任。

Fraser：你可能是对的，他可能选择放弃追求“最好的”以避免“最坏的”。问题在于，这并不address促使特朗普崛起的那些条件。不光是他说的the rigged economy，还有一个停滞不前的政治体制，民主党和共和党联手阻止任何结构性改革的可能。 这个积极应对recognition的同时取消作为问题的redistribution的策略，竟然直到最近都很成功。但现在已经不行了。人们的愤怒不会因为11月大选特朗普的失败而消失。相反，对克林顿的支持会进一步加强这个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的骗局。特朗普支持者的愤怒是legitimate的，即使现在被错误地指向了移民和其他替罪羊。我很遗憾桑德斯的project被束之高阁，本来是有其他可能的：左翼的critical support传统。批判性支持是指为一个候选人背书时并不放弃尖锐的批评和明确的、对alternatives的推动。这个策略的意义远超过11月的选举本身，而是关于重建美国左派。

Arato: 我部分地同意你说的。理论上说，身份平等确实在最近的社会抗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平等被忽略。但我不觉得identity oriented运动的崛起和扩散是哪个人/阶层的策略。没错，“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共识让“认同”变得比“再分配”更容易。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区分十分地有意义。二者没有什么对立。对身份的认同在逻辑上、也可能经验上可以证实地，可以改进该认同身份的经济状况。反过来说经济地位的提升也加强身份认同。

然后Arato通过波兰尼和卢梭来说明他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下税收和社会政策并不是零和游戏。再分配的意思并不是劫富济贫，而是社会政策和政治规制。然后他从策略上批评了Fraser的critical support的后果，因为毫无保留的批评肯定会影响克林顿的选票。他觉得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克林顿最近宣称的对几个桑德斯问题的支持（比如最低工资、基础设施、学费、贸易协定之类）是值得强调的。

Fraser：我们之间有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你想一石两鸟：一方面打败特朗普，另一方面“pushing her to the left”. 虽然很高尚，但我觉得是不够的。这相当于让可悲的选举选择来左右左翼政治的议题。我觉得指导我们的应该是基于对当下状况的批判分析之上的长期目标。应该着眼于the neoliberal project的摇摇欲坠，如果不是崩塌的话。从1970年代开始享受霸权，这个project不光几乎摧毁了全球金融体系、加剧全球变暖，使得不平等和precarity剧增，而且也确实给女性和少数群体带来些好处。虽然说这些好处对于professional-managerial阶层以外的人来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物质性的，并且和平等社会可能带来的好处比起来要far less substantial.

Fraser之后说了19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转型。她认为（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前的）state-managed capitalism集合了两个波兰尼认为是互相矛盾的两个计划：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但它们的结合牺牲了第三个计划，就是emancipation。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厦建立在对Global South的（新）帝国主义掠食之上，建立在将女性的附属地位体制化之上，在将农业和家政工人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以外之上。

我的结论，以及我们的关键区别就是，我觉得左派不应该在这场选站中站队！Rather than accepting the terms presented to us by the two-party system, we should be working to redefine them by drawing on the vast and growing fund of social revulsion against the present order.

不应该接受marketization-cum-emancipation反对social protection, 而是建造一个新的emancip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联盟反对marketization。选择克林顿并不能帮助我们build a new American left.

Arato: 你提出的循序渐进的道路也不是没有道理。第一阶段，market and protection；第二阶段，market and emancipation; 你想象的第三阶段是protection and emancipation (without market?). 但我自己从来没想象过这种理论，即使是读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时候。如果选择真的是在两个一样坏的选项间做出，我可能会同意你，not making the choice at all，希望这能够somehow帮助建造一个想象中的新左派。但是这两个选项并不是一样坏。不是因为克林顿很好，而是因为特朗普实在太危险。你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反全球化言辞和他在弱势群体中得到的支持。你把他看作social protection的代表，而克林顿是emancipation。

对不起，我不这么看。特朗普是反民主进程的代表。想一想第一次全球化经济危机的后果吧：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重要的是激进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拒绝支持民主（因为他们对自由主义的仇恨），拒绝做出选择，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德国。当然了，特朗普不是希特勒，甚至不是墨索里尼。但目前反对自由民主制的历史运动非常真实：from Correa and Maduro to Putin, Orban, Erdogan and Sissi, 特朗普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

Arato说你可以拒绝两党制定义的terms，但你可以通过很多别的方式拒绝。

Arato说我对克林顿一点也不热情。但这就是政治。不做选择就等于帮助特朗普。

Fraser：我同意对话该结束了，但我得再讲最后一点。

首先，当我说历史上转换的联盟（市场化、社会保护和解放）时，我不是在谈一个历史“阶段论”。我只是在提供一个分析的工具，我只是在把波兰尼的double movement扩展成triple movement。这并不是说历史必然如何发展。

其次，我支持democratic market socialism，我并没有说市场本身应该不存在，我关心是=的是所谓self-regulating（也就是unregulated）市场的destablizing本性：将自然、社会和人都从属于失控的资本积累循环之下。针对这样的市场化，我才提出应该有一个counterhegemonic alliance of emancip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关于你提的全球维度。你觉得，第一，特朗普并不只是一个糟糕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而是某种全球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一部分。第二，你觉得这些运动实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第三，考虑到“第一代全球化”的灾难性后果，你觉得今天避免法西斯主义结局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特朗普的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站在一边。我同意第一点，但不同意后两点。我最不同意的就是背后的假定：法西斯主义的唯一alternative永远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

其实，（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那么不同，它们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张深刻相连的面孔。虽然normatively绝不能相提并论，但两者都是unrestrained capitalism的产品。Liberalism expresses the first, liberatory side of this process, while glossing over the rage and pain associated with the second.

You are right, Andrew, that the stakes are global. But the real charm against “fascism” (whether proto or quasi or real) is a left project that redirects the rage and the pain of the dispossessed toward a deep societal restructuring and a democratic political “revolution.”

最后她觉得Andrew其实比他想象的更贴近这种观点，因为他也坦诚了自己并不支持克林顿。反问道，Why not couple your critical support for her in swing states with a full-throated critique of neoliberal predation in the name of an independent left?

家装记

就知道秋季学期开始之后我不可能有时间完成购房记系列。就让它暂时烂尾吧，因为家装记只需要贴图，不用怎么写字，不如赶在（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的）购房记（三）之前更新。

由于丹国的人工成本之高，我们从最开始就排除了雇佣装家具服务（装衣柜是两千起再加上交通费）和刷墙服务（我之前租的房子76平，房东问我收了八千的刷墙费用）的可能。因此我们在八月份刷了人生中第一面（其实是两面）墙，然后在其后的两个月的每一个周末一块板一块板地装了几十件家具。我们入住时拥有0家具，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块板一块板拼起来的。

即使到后来已经是装家具的熟练工，宜家的衣柜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耗费你一整天的时间，衣柜门是另外一天，床也要花上一天。其他的东西倒还好。唯一一次想要不要雇人是刚开始钻孔的时候，借来的hammer drill非常不给力，陈老师花了近20分钟才在混凝土墙上钻了大概两厘米。极度frustrated之际我去网上搜了下雇人打孔是什么情况，发现是按个数算的，混凝土打孔好像是200一个，而我们有几十个孔要钻，当即放弃。好在后来买了life saver的Bosch GBH 2-20，网上的评论都说钻起孔来像hot knife through butter, 用了就知道，果然如此！

先发一组before and afters

 

厨房/餐厅部分，最大的问题是装吊灯，我们开始买了下图HAY的pendant light

因为天花板有5.5米高，自己没法装，联系了一家电工服务。结果他们来了之后发现他们也装不了——喂我都已经告诉了你们天花板有多高你们不会事先确定一下梯子的工作高度再揽活儿吗。后来联系了另外一家，说这种难度需要两个人工作两个小时，一个人600/小时的话就是2400，再加上税要3000多。而我们的灯本身才一千多点，花三千来安装也实在太不划算。就干脆放弃了装吊灯，把HAY的美灯（实物真的很好看）退了，买了一只壁灯Lampe Gras 214. 这只灯蛮贵的，总花费倒没有省几个钱，但是好像宁愿多花钱买只designer lamp然后自己安装，也不想买只便宜的灯却花两倍的价钱在安装上……

客厅部分。我们是属于116平米只有一间卧室的奇葩房型，所以，到处都是客厅……

窗外风景不错，但我的相机拍不了HDR。手机倒是可以，却又是渣像素加色彩严重失真，将就一下。

时间

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我大学毕业那年，回老家前一天，我和他在上海大学的校园里告别。不记得为什么在上大，可能是因为时间短促。我住在杨浦的宿舍，他住在宝山，就取了个中间点。但记得很清楚他穿着红色T恤，背着挎包一边倒着走一边向我挥手再见。我也挥手，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去北京读研，心想不知道何年何月还能再见面。

然后九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哥本哈根荒凉的郊区的温暖的房子里吃饭，窗外下着小雨，我们喝着小酒，沉默着。

购房记（二）

已经有预感这篇仍然不是完结篇，因为有很多废话要说。深坑，多图。

上回说到丹国购房便宜，价格倒也罢了，首付最低5%而且可以贷款，利率低，五年固定利率目前是0.2%多点。还有夸张的，贷款的前十年可以只还利息不还本金（但除了房贷以外每月要付税费和物业管理费用，100平的房子每月大约3000-4000之间）。以上属于完全产权的购买，另外一种购买模式是andelsbolig或coorperative housing, 价格只有完全产权市场价的1/3，但这种运作比较复杂就不说了。总之年轻人哪怕是存款寥寥无几，也可以完全不需要父母帮忙（何况他们本来也不会帮的好么），首付贷款，后面只缴利息和税费，不要太轻松。所以系里不少博士生拥房有娃的，但大都没结婚（博士生的合同包括完整的parental leave，这个夏天赶上丹国婴儿潮，男生女生们休maternity跟paternity leave的一大堆）。一个女生上学期去美国交换，回来莫名和男友分手了没地儿住，租房找了一个月没找着，啪唧就去买了一栋。就是这么简单。

说到这里各位看官中的土豪们想必有蠢蠢欲动来丹买房的。问题是，丹麦不是加拿大或葡萄牙，歪果仁买房不是那么简单。陈先生的银行就毫无顾忌地歧视了他一把，他想约谈按揭的事情，银行直接说你缴税时间不够长政府不会给许可的，还是不要谈了。还好我的银行够热情，很快约了面谈，后续事宜也很顺利。所以这里有“政府许可”这个关卡，即非永久居民购房需要向司法部申请许可，大抵是为了防止投机。律师讲是非常形式化的程序，只要有正当工作并有居住地址一般都会批准。即使如此这个批准上面的内容也实在是让人呵呵呵，我为此在脸书上吐槽过：

对于研究公民权、governmentality和policing的博主来说这简直是绝佳的auto-ethnography案例呢。更激发了我一个愤怒的丹麦同事（一个根本上对所有事情都很愤怒的人）对丹麦社会排外精神的吐槽：

插叙：中国人占领世界这件事，我先是在卫报上看到报道说因为太多国人在温哥华买房造成房价高涨，本地人都买不起了云云，然后去里斯本玩，下飞机就看到这么大的中文“看房”广告。还有更神奇的，在Airbnb房间放了行李出去转悠，发现到处都是简体中文招牌，在一家“鸡蛋灌饼”店吃鸡蛋灌饼，我们被一个戴着女儿来吃饭的河北大叔搭讪了。说自己被黑中介骗来看房，结果成了强买强卖一家五口几乎被软禁，好不容易刚逃出来。又说明天还要和这中介的人搭同一班飞机回国，很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给了点建议，大多数是安慰，“投资需谨慎”之类，结果这大叔很受安慰就请了我们的鸡蛋灌饼……

插叙完毕，现在要说Ørestad了！为了了解Ørestad有多不受人待见，必须对比一下我家现在楼下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的街区画风是这样的

再往前，我在罗马时住的街区是这样的

我在布市住的街区是这样的

这才是我喜爱并且长期以来习惯的城市空间，是张爱玲和佩索阿（咦，这两个人怎么会凑到一起）喜爱的城市生活。街道上满是咖啡店、小食店和别的小店，店门口街道边的户外座椅上坐满了人。我为人不怎么热闹，却热衷于居住在热闹的地方，在街道的喧嚣声中才能安静地生活。那么，铺垫了很久的Ørestad长什么样子呢？

如果这样看起来还算光鲜亮丽，那么，实际上（在冬天）是这样子的：

没错，这不是北京（酷似我最讨厌的北京有没有！），不是通州，而是哥本哈根，以城市规划和设计著称的哥本哈根。各种大而无当，毫无生活气息，街道人气为零。到底哪儿出错了呢？这要从这个新城区的发展规划说起。Ørestad是Amager岛（有点像哥哈的浦东）西端的一个狭长地带，北临一块巨大的自然保护区，南临……荒野，在2004年以前这里也是一片荒野，当时居民人数为零。04年开始开发，并且修了一条地铁线，从上图所示地点到市中心地铁只要10分钟。刚开始开发的时候市政部门可谓是野心勃勃，一会儿说要建成曼哈顿啦（商业中心），一会儿说要修建未来的宜居绿色城市啦，还找来了著名建筑师Daniel Libeskind做总规划师。事实证明好的建筑师未必是好的规划师，2011年的金融危机令很多工程停摆，2012年这个城区一度被认为是abandoned city。从下面的航拍图可以看出，整个Ørestad就像是抛在荒野上的一堆（昂贵的）建筑垃圾，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

当初的规划目标是吸引六万人在此工作，两万人在此居住，两万人在此学习。目前只有最后一个目标达到了……因为Ørestad北端的部分（上图中看不到）有一个巨大的哥本哈根大学校区。第二个目标可能也差不太多，因为现在这里已经进驻了很多丹麦及跨国公司的办公室。至于居民人数，十二年间从零增长到了七千多，离两万还差得很远。虽然规划地确实有点差，我们这些习惯了中国速度的还是有些不解：在离市中心地铁10分钟的地方，修了地铁，修了一堆造型略怪异但极具设计感的商用楼和居住楼，上万人在这边的写字楼工作，十二年以后难道不应该满街都是鸡蛋灌饼摊，啊不，热狗车吗？！不可理喻好么！十二年了……这边的街道上仍然是除了风（这里的风特别大）什么都没有。

作为社科学术工作者我当然对Ørestad的失败规划很有兴趣，看了些资料（对了这边有一本专著专门比较欧洲large-scale development projects的失败的）。表面上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建筑大而无当，过分求“大”造成了间距和道路距离都非常不宜居（sounds familier），求“大”的风气是这个区域最早的两个建筑带起来的：一个是北欧最大的酒店兼会展中心，一个是北欧最大的shopping mall…… 据说，居民在这样的道路上走路很难有眼神接触。深层原因，这篇failed architecture的长文分析还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主导发展所致，利益至上战胜了对“都市使用价值”和“民主空间”的兴趣，最开始的规划完全是围绕能够快速盈利的购物商场field’s进行的。而这个巨型购物商场的存在吸收了周边街区的活力，使得street level小型商户没有存在的空间。

好在市政部门还没有放弃这块试验田，并且及时（？）地改变了发展策略，抛弃了Daniel Libeskind的master plan，开始摸索一些新的可能（真的吗？）。曾在网上看过一家哥哈的建筑咨询机构做的Ørestad 2.0构想，对比现实和理想：

作为一个无奈的Ørestad新居民，我也只能期待图中的景象有一天能成真了（以该城市的发展速度可能是50年以后）。关于街区的部分终于写完/吐槽完，下篇讲房子。

购房记（一）

人生中很多的万万没想到。比如没想到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会买房，没想到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会欠银行好几百万的贷款，也没想到未来的居住地完全是我喜爱的城市街区的反面。

在决定买房之前，我们大概寻找租房前前后后找了大半年，一无所获。问问任何一个居住在哥本哈根的歪果仁，从学生到雇员，除非公司帮忙找房，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段找房的辛酸史。现在住的地方快要到期，大概也不是不能续租，但陈先生对楼上邻居很有意见，而且有一间客房，对两个人来说房租偏高。然而后来看得越多，越让我们觉得这间挺好，布局合理，位置不能更便利，也许可以从airbnb的众多五星好评略见一斑。

哥哈的整体情况就是租房比买房贵亦比买房难。我琢磨着原因是平等社会，政府倾向于推行保证“居者有其屋”且最好仅有一屋的政策。第二栋房产的税极高，当然了第一栋房产的税也很高……因为大多数人拥有房屋是为了自住，租房市场的供应很小，城市化和国际化却造成了不断上涨的需求。另有很多本地人以极低的价格租住政府修建的住房，但这种的操作方式是父母从孩子出生就给他/她排上队，一般等孩子长到二十几岁了正好排上。这种公房其实很好，和商业住房没两样，租金又极低。有朋友住这种，面积和我们差不多七十多平，他们每月五千我们14k，摊手。福利制度的问题就是必定有界限，social solidarity和identity密不可分，无法提供给和共同体联系不够紧密的居民。

租房难到什么地步呢，就无论多差的房子，都能在发布之后的一个小时内建立一个长长的waiting list。拿我自己sublet的经验来说，前脚刚在网站上发ad，后脚收件箱就爆棚，根本没有时间回复每一条求租邮件。刚来的时候自己也尝试了私人租房市场，发了估计有上百条消息，收到的回复不到五个，而且都是no。最后还是用了中介才找到。所以这次找，根本就没有考虑私人出租网坛，直接盯着几个中介公司的网站。为了抢名次，我们甚至装了个chrome插件监控中介的网页变化，每有新房源出现就发提醒，即使这样成功率依然不高。也有新建的房子搞open house的，说好了11点开始，我们10点半到，前面已经排起了队，进屋时按先来后到每人拿一个号，我们是22号，总之没戏。

所以是真的没想到，大概出于某种内心深处对有产阶层的抵触和对漂泊生活的向往（呃），我一直很反感“购买房屋”这个概念。也经常了解发达国家的住房拥有率以印证“住房拥有率低是现代社会的体现”。德国的住房拥有率只有52%，瑞士更低至44%，中国2014年的数据是90%。

租房的艰辛终于让我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开始看购房市场之后——便利程度提高得不是一点点。再也没有无尽的等待，只要每周刷几次网站，周末的时候去看几间open house，不消说房产中介的代表也是和蔼可亲，完全没有租房中介代表那种“爱租不租老子waiting list上的人可以排到小美人鱼”那种大爷姿态。丹国的房产市场很透明，在几个中心信息网站上都可以看到每一栋房屋的修建年份、地面价值、近十年的交易记录、每一次的交易价格等等。哥哈中心城区的住房的修建年份，大抵就这么几波，1910年以前的最多（我们现在住的是1896年的）；然后就是1970年代，这段时间修的房子大多比较丑；然后是2000年以来的，多修在一些新的开发区。大概是某种国人心态，很快我们就对1910年以前的老房子失去了兴趣，有些最近整修过的还行，但大多数都透露出一种年久失修的气氛：我说是气氛，表面上看上去还是好的，但是气味、层高、布局都透露出陈旧的气息就是了。而且，一方面想要高点的楼层采光好，一方面老房子又绝对不会有电梯（我知道，太懒）。总之后来我们就只看一些新城区了。哥市的新城区有这么几处，一个是靠北港（Nordhavn），大概长这个样子

一处在南港（Sydhavn），这处最赞，修了一些人工运河。

Sluseholmen, Copenhagen, Denmark

一处在海边，Amagerstrand，航拍图长这个样子

还有一处是最靠近市中心的，在一座叫做Islands Brygge (冰岛码头)的港湾。

看上去都很美吧，不是靠湾就是靠海的。但是，简单地说，我们买～不～起。Sydhavn的房子，临水的40000+每平，不临水的房型差点的可能不到四万。Islands Brygge和市中心只有一河之隔，骑自行车到市政厅广场只要6分钟，价格也是35000-45000之间。我们固然买不起，比起帝都魔都中心城区的房价大概还是不值一提吧。

所以想要新房、又没钱的我们到底ended up哪儿了呢？这是另外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最终选择了，最开始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自己会居住的，一个城市规划的失败典型，叫做Ørestad。今天先写到这里，在续篇里再来吐槽这个奇葩的新城区为什么失败、以及该城区包括我们房子在内的一系列奇葩建筑。

如何成为自行车之国

这篇是知乎上的一个回答。

丹麦是自行车之国，不过当然不算“丢掉汽车”——作为高收入国家，丹麦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很高的，2010年的数据是每千人480辆。不过这个数字在高收入国家算是很低的，远远低于美国的809，也低于日本、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这些人均收入比较低的南欧国家、以及瑞典挪威这些北欧邻居。虽然题主的表述有点点问题，以下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丹麦是自行车之国：

• 全国有12000公里专门的自行车道（丹麦的面积是四万三千平方公里）
• 平均每10人中有9人拥有一辆自行车（在首都哥本哈根，自行车的数量比居民人数要多）
• 24%的通勤是自行车完成的，这个数字在城市里高得多
• 在哥本哈根，45%的居民骑车通学或通勤，自行车道为454公里
• 在第二大城市奥胡斯，48%的居民汽车通勤，自行车道为675公里
• 在哥本哈根，自行车的数量是汽车的五倍。哥哈居民每天骑车距离的总和是1,340,000公里。
• 自2009年以来，丹麦花了3.73亿欧元在自行车基础设施建设上

以上数据来自Cycling Embassy of Denmark Facts about Cycling in Denmark

丹麦能成为自行车之国，当然有一些先天的有利条件：地势平坦，城市规模不大（哥本哈根的城区人口56万，都市区126万，大都市区199万），以及城市化程度高（城市人口86.9%）之类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地势平坦、人口规模不大的城市多了去了，和丹麦一样把自行车搞成national branding的，只有荷兰。回头看这两个国家走向自行车之路的历史，还是蛮相似的，也都是政策选择的结果。

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由于前述的地理特点，哥哈已经是自行车之城了。不过呢，到了60/70年代，处在战后经济迅猛发展的年代，汽车数量激增，引起了很多城市规划方面的问题。无论哥哈还是阿姆斯特丹，中心城区都是一些历史久远的街道，无法拓宽，交通拥堵很严重，交通事故也频发。1971年，在荷兰，有3300名骑车的人因为交通事故丧生，这让居民很愤怒，开始游行抗议政府的car-oriented policies. 然后就是石油危机，两个国家都严重依赖国外资源，受到很大的影响，都被迫搞了一些Car-free Sundays, 然后，哥哈人发现，car-free sundays成了最方便的日子，他们也开始组织起来搞一些游行，要求政府重新考虑城市建设的方向。这些抗议和冲突在很多丹麦城市从70年代持续到80年代，直到政府终于意识到，大力发展自行车基础设施建设是快乐之本。。

所以其实丹麦建设自行车之国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哥本哈根大部分的自行车道都是在过去25年里修起来的。在过去的25年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变得广为人知，丹国人最近几年更是把自行车之国当作一种丹麦文化品牌向世界推广，还有了前面提到的Cycling Embassy of Denmark这种组织。那么除了修（很多，很长，很宽的）自行车道以外，他们还做了些什么呢？

比如，减少人们买机动车的动机。在丹麦买新的汽车要交180%的税——不过著名的哥哈自行车都市主义博客Copenhagenize 2012年就指出这个高税率的政策已经没什么用了，因为是很久以前订的，之后人们的收入提高了很多，税率一直没变。另外呢，在丹麦，每年都会减少2%-3%的机动车停车空间，让停车变得越来越麻烦和昂贵。
（如下图公交车上的广告所说，停车= 时间+金钱+frustration）

以及，在城区的一些主要道路设置了“bus only”的部分，私家车或者出租车都不能通行，只能绕路。一个成功的典范是Nørrebro区最主要的街道Nørrebrogade，曾经一度交通拥堵和噪音问题严重。2007-2008年的时候，前哥哈市长决定对街道改造，不光为了降低汽车流量，更重要是为了提高街区的livability。街道的一部分成为bus only，其实只有一小段，当时很多人担心会影响街上的商户，但事实是交通改善之后，街区反而更有活力了。几年之内，这条路上的汽车通行量降低了60%（从平均每天15000到6000），坐公交车进城的速度提高了10%，噪音问题也得到改善。对这个案例感兴趣的可以看下这两篇文章
Nørrebrogade in Copenhagen: Proof of concept that low-car streets work
Nørrebrogade – a Car-Free(ish) Success

再比如，搞一些创新的设计, 让自行车切实地享受道路优先权。哥哈市政部门特别津津乐道的一个设计叫做“green wave”，就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只要骑行者保持和大多数人一致的速度（20km/h），从郊区到市中心就可以一路绿灯。如果骑快了或慢了就会碰到很多红灯，迫使你改变速度。晚高峰的green wave方向反过来，从市中心到郊区。冬天如果下雪，自行车道也会被优先清除积雪。

（下图来自网络，连接Vestbro和Islands Brygge的自行车专用桥）

所以归根结底，能让自行车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因为丹麦/荷兰人的生活方式和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设计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基础设施好，人们觉得骑车出行方便，于是骑车出行的人越来越多。骑车出行的人越来越多，市政部门就有动力投入更多的钱和精力促进自行车友好型的城市设计。对于哥哈居民来说，选择自行车的最主要原因是快捷（56%），而不是环保这种高大上的原因或者便宜。 不过对于政府/社会而言，选择自行车是有很明显的cost-benefit优势的。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不过丹麦人估算，自行车走的每一公里，社会会赚到1.22克朗；而汽车走的每一公里，社会会赔1.13克朗。

再来说中国，在中国那些所谓的megacities — 巨型城市里，我觉得发展自行车通勤确实不太现实。然而在很多人口一百万左右或以下的小型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这种，平原地区，完全不是没有可能。但问题呢，目前在这些地方是骑行的恶劣环境和城市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道路环境对骑行者来说很恶劣，人们变得越来越不愿骑车出行，机动车数量激增。大家都讨厌骑车出门，以及空气越来越差，城市发展更是越来越朝着机动车优先的道路去，骑行环境和空气污染越发恶劣。

以下的照片是我拍的（除了那两张我的照片……），史上数量最多自行车图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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