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 (1/11/2017 – 20/11/2017)

微博不支持导出档案,又时时刻刻面临着因为审查而被注销账号的危险,打算在这里手动备份一些长微博,算是后博客时代(徒劳地)收集碎片的一种尝试。不定期更新,不一定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这一期的时间范围是11月1号到11月20号,关键词是:火灾、性别主义、社会化child care、和“龙的传人”。

2017年11月20日

  • “我也为我的国家难过和惭愧,也因着她的关系,莫名地骄傲。但我不问为什么要爱上她。这是一出生就注定的事。十年后,我不敢保证为同一个人流泪,但五十年后,我也只能爱这个国家,我们别无选择。

我爱一个人,于是积极进取赚钱工作打扮送礼吃饭谈话盘筹策划焦虑微笑和哭,总会有用。

可是我爱一个国家,用钱用心去爱,写,或者叫和哭,有什么用?”

这是”反动”词人林夕写的。

我们这些不住在中国的人,为什么要对中国的事发表评论?对我而言,是“爱国”。爱的不是那个“伟大复兴”的国,不是姓赵的国,是生我养我的土地,逆来顺受的苦难的人。爱才会在乎。

我们当然也对其他国家的事发表评论,社交媒体的目的本来如此,提供一个公共言说的平台。但是我批评英国政府的紧缩政策,或是丹麦政府的难民政策,不会有那么多情感介入。伦敦大火固然让人愤怒,看一些艺术家制作的视频也会流泪,但不会有那么多发自心底深处的悲哀。就像我看西班牙政府在公投当日的暴力,也有愤怒,可是西班牙朋友那种“今天失去了一切”的悲哀我是体会不到的。

因为这是“一出生就注定的事”。我无法选择我出生、成长、社会化和构建归属感的环境。

如果可以,宁愿选择不在乎。人生本来就已经很苦了。(link)

  • “写”当然是有用的。没有用的话,这几天来那么多的微博和新闻报道为什么会“被作者删除”?没有用的话,为什么造墙?没有用的话,为什么写东西的人会入狱,会消失?

    我一直记得1991年出生的广东女孩李婷玉,记得她那句“你以为在这个国家过着所谓体面的生活,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吗?” 网上搜寻她的消息,唯一的讯息是,今年四月份被秘密审讯,下落不明。她的男友卢昱宇被判了四年刑。他们的“罪行”,就是记录那些被删了的新闻。他们是真正的公民。(link)

2017年11月19日

  • The Best Offer.

看了一眼评论,多是说“男主虽然被骗,但第一次体验了爱与失去爱,人生完满了”的,少有提男主自己也是个无比贪婪的骗子。老友比利正是依据他的贪婪和自恋设了这个局(构造的完美情人复制并放大男主的性格缺陷)。男主最初被充斥着廉价古董的大宅吸引是自以为发现了价值连城的古董机器人零件,并打算据为己有,这件事即使在他和女主确立关系之后他也没告诉女友,也没有给为他修机器人的劳勃做出像样的offer, 讽刺的是作为幕后主使的劳勃三番两次提出不要报酬(比利也是)。劳勃中间有一次问,“要你在克莱尔和机器人之间选的话你选谁?” 可以说是对男主的灵魂拷问了,机器人隐喻他这一生的贪婪对象。男主当时没有回答,最后的结局是两个都失去,但又暗示他其实选了克莱尔(的回忆),如海报所说: some forgeries are worth the ultimate price. (但是讲真别人除了回忆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呀 [摊手] )

至于按脚本演出的“感情戏”,完全是“如何让老男人陷入情网”的标准范本。刻意到观众一眼能看出,男主却看不出,主要还是因为没谈过恋爱。。。[允悲]

背后这个局,比利是编剧,劳勃是导演、技术顾问和感情顾问。他什么时候被观众发现不对头的?就是暗处观察男女主就餐时的眼神。他坚持要偷看他们就餐,一个是作为导演确认一下这两个人的互动符合设想,一个是确定一下男主“恋爱”到哪一步了好安排下一步的抓马。女主是主演,自残,装疯,出卖肉体,演得实在卖力。管家和劳勃女友是次要角色。三个主角之间最后怎么分赃,会不会因为分赃不均引发新一轮骗局……让人浮想联翩。(link)

2017年11月18日

  • 民族主义有civic vs ethnic nationalism之分,美食爱国主义大概也可以这么分一下。前者是“中国菜很好吃,其他国家的菜也挺好吃的”,后者是“全世界只有中国菜好吃”。我想遗憾地指出,我家的川菜厨师就是后者。(link)

2017年11月17日

  • “生育抚养耗费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这是女人自己勇敢的选择,幸福的过程,不需要因此得到怜悯。”
    我们本来也没要得到怜悯,我们要的是公正,是通过法律、政治和社会机制来尽可能弥补生理差异导致的不公。比如,完善的、父母双方共同承担的产假制度,社会化的child care,在评职称、升职等考评中充分考虑与生育有关的career break(欧洲大多数的研究基金申请中,若有资历年限限制,必然会考虑到产假,比如ERC的经费申请,女性每生一个小孩可以延长18个月的资历年限限制)等等。我对生儿育女感到幸福是一回事,雇主在面试的时候问我是否打算要小孩(在很多国家是法律禁止的)是另一回事。以个人感受取消结构问题,朱教授很会捣浆糊了。(link)
  • 朱教授的观点,以前有人在我的微博的评论中表达过。他还举了颜宁的例子。但像颜宁这样优秀的、或者说顶尖的科学家是怎么做的?她会在面试中指出同事关于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问题是歧视性的,她会说:“当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 虽然颜宁不在国内工作了,我们仍然应该为科学共同体有这样的role model而感到庆幸。 

    这个人后面的评论就更恶心了,把女人当成男人的附属品,把“有合适的人嫁了”当成女人的“成就”,进而得出“男人要取得成就更不容易”的结论。有这样看法的恐怕不在少数。(link)

  • 回复@李嗣永:每次都有人这么说,要小要经济发达了才能追求社会进步。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性别平等报告,排在前十位的包括菲律宾和卢旺达你又怎么说(你国第99)。菲律宾人均GDP不如你国,人口密度远大于你国(人口世界第13位),在性别平等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立法太多说不完,自己去他们的性别平等与女性赋权委员会的官网看吧。
  • 对,菲律宾女性经济权力大,卢旺达则是后冲突社会的背景下女性的政治权力大。其实不用考虑这两个特殊的例子,也能看到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没有必然联系(日本韩国和海湾国家)。“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借口暗示仿佛发展起来才能追求社会进步,或者发展起来自然就会有社会进步,称得上是发展的迷思了。 (link)
  • 这个迷思我也是试图打破过很多次了,还有说“他们有政府宣传片鼓励生孩子为了国家而做”的,以为别国像你国一样那么爱拍“国家宣传片”吗?那个视频是丹麦一家旅行社的广告,大意鼓励大家多旅行,旅行的时候多造人。但是丹麦的生育率真的很低吗?总和生育率1.7,不算高,但是在发达国家里算高的(高于欧盟的平均生育率1.58,OECD国家平均1.6)。欧洲的趋势是,相对发达的北欧比较高,瑞典冰岛1.9,挪威1.8,相对没那么发达的南欧比较低,意大利1.4,西班牙希腊1.3. 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国家/地区在东亚和南欧,香港、澳门、葡萄牙和韩国都是1.2. 日本、新加坡等地也非常低。你国1.6.

    理论上说生育率在2.1以上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那么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这么低、劳动力市场怎么办呢?没错,靠移民。但是你谈起移民仿佛洪水猛兽,好像人类的历史本来不就是移民的历史一样,好像你的祖先从没有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一样。历史从来都是相互连接的历史们(此处用复数)。移民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也会继续塑造未来。(link)

2017年11月16日

  • 几年前参加过一个针对early career researcher的职业工作坊(显然对我没什么用),有一个常年在selection panel中审阅申请文件的学者说,她觉得女申请人往往吃亏在没有男申请人那么会bluffing上,男申请人恨不得把没动过笔的、头脑中的想法都写到“work in progess”中去。女申请人固然诚实,也容易落得不够ambitious的印象。当然,她也不是说让我们在CV里言过其实把没的说成有的。她的意思是一来女生可以更自信一点,二来社会确实有这种倾向,包容甚至欣赏会自我吹捧的男生。(link)

2017年11月14日

  • 认为高中女生“死读书、阅读面窄”的山大(男)教授,和认为大学女生“读研是为了混文凭、不适合做学术”的浙大(男)教授,还真是一脉相承。(link)
  • 回复@守投:老实说,男人的道德认知就那么依赖自我中心的推理,非得想到“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才能明白人人平等的道理?当然,能这么想也不错了。不过我们可不用想到我们的父亲儿子和丈夫to make a case.//@守投:这个支持你们,任何对女性的贬低,都是对于自己母亲、妻子和女儿的羞辱。更何况,这种贬 (link)
  • 奇怪,别人根本就没有提人权理论,为什么要扯到人权理论上来?首先,我不知道你说的“普遍哲学”是什么,但是欧陆哲学没有什么关于人权的“结论”,即使道德普遍主义也不能必然推出普遍人权。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有太多对建立在启蒙理性基础上的人权概念的批判,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有各个角度的人权批判。也有从经验的角度重新建立普遍性的尝试,就是你提的,从共情的角度探讨普遍的human solidarity. 女权主义也强调empathy.

    但这个关于“女儿、妻子和母亲”的叙述并不只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推己及人。这种叙述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情基本原则是有区别的。后者的逻辑是,“如果我不愿意承受这样的不幸/不公正,那么别人也不该承受”。这种逻辑建立在我作为个人和你作为个人的某种绝对意义的平等之上,不一定是“权利”的平等,而是拥有理性和感知的平等,甚至是human suffering的平等。当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被强奸、被歧视的新闻,他的反应不是,“如果被强奸的是我呢?如果被歧视的是我呢?” 而是,如果是我的女儿或妻子呢?他不是在他和承受痛苦的人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一来,因为他无法建立,二来,因为父权社会的特权让他根本不会考虑这样的可能。(link)

2017年11月11日

  • 社会主义东德的遗产之一就是高女性就业率和与此相对应的,完备的托幼机构。由于前东德政府在公共托幼机构上投资巨大,直到今天,东德女性都从中受益。在东德,0-2岁的幼儿,使用full-time child care机构的比例远高于西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了几十年的你国,城市工作女性的child care严重依赖免费的家庭劳力(老人)和私人雇佣市场(主要是移民工人),托幼机构不但少,贵,而且还……喂芥末。以致于有全职妈妈跑出来骂工作女性不负责,“烂工作有那么重要吗”。资本主义国家的女人都没有那么惨。请不要再羞辱社会主义了。(link)
  • 指出东德在发展公共托幼服务方面做的不错就叫做“为东德唱赞歌”。这逻辑我不是很懂。可能在他们的逻辑里,完全不能看到一个论点的方方面面,只能看到黑白。 //@员外_:第一次看到有人为东德唱赞歌 (link)
  • 键盘侠们信口开河,既没有证据也不讲逻辑。今天周六,来点干货。哥本哈根和奥尔堡的学者共同参与的一项研究,关于“非西方移民”的价值观。我以前吐槽过这项研究的前提假设(西方vs 非西方的对立),不过即使前提有问题,数据仍然有参考意义。丹麦主要的非西方移民群体是穆斯林,所以调查中提到的问题也很有针对性。

    图一中从左到右的命题:
    所有公民,无论性别、族群或社会背景,都应该有相同的生活机会(life opportunities)。
    言论自由包括能够批评任何宗教的自由。
    在超市工作的穆斯林妇女应该被允许戴头巾。
    女人和男人应该拥有同样的权利。
    工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一个人可以工作的话。

    第一栏是ethnic Danes的同意比率,第二栏是非西方移民的同意比率。只有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上有明显区别。结合其他数据,他们认为,那些被认为是liberal democracy核心价值的,在非西方移民中同样有广泛的支持。这篇文章发表于Politiken报纸上。

    他们研究的第二个主题,是政治价值观和社会信任度之间的关系。福利国家研究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假设是,实行再分配制度需要社会团结与社会信任(social cohesion & social trust), 而社会的多元化会减弱信任。他们区分了保守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自由主义公民权(liberal citizenship)这几种价值观,并研究价值观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和社会信任有显著正相关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和自由主义公民权取向。

    这篇论文发表于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ink)

2017年11月9日、10日

  • 丹麦也许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不过可能有着世界上最幸福的父母。几乎没有人会因为小孩放弃工作,97%的学龄前儿童都会去日托(半岁到两岁)和幼儿园(两岁到五岁),包括皇室家庭的小孩。即使是全职妈妈也会把孩子送去日托,因为在这个社会这是孩子成长体验的一部分。工作文化对有孩子的父母极其包容,可以三四点钟下班去接小孩,小孩生病有额外的带薪假期。日托的花费极低(因为政府补贴),从业人员需要相关学历和pedagogy专业资格。在哥本哈根,一个小孩的每月花费是三千克朗左右(含午餐),两个小孩更低只有四千左右。2015年丹麦的家庭年平均收入是47万3千9百克朗。如果是双人家庭,平均家庭收入则是70万2千多。每次看到这种新闻,都觉得,孩子的一生如何,毕竟,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大半。生在一个烂环境,我们只能拼尽全力把剩下的一小半过得不那么烂。(link)
  • 昨天发的这条,很多人说社会主义。嗯,要是真的有一种东西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欧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三种主要福利国家类型中的一种,其他两个是自由主义和社团主义)可能是最接近的。自由市场负责经济,必然导致不平等;社会主义负责社会,尽量减少不平等。你国还是叫“国家资本主义”比较妥当。(link)
  • 好看。对移民工人的这种剥削模式,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差别,让移民工人自己接受不平等的工作待遇(然而这个“自己接受”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移动”因素之外,还有种族、族群上的歧视因素。(link)
  • 有社会学同事做哥哈的波兰建筑工人,还有日德兰北方的罗马尼亚工人,即使有“欧盟公民”的身份,剥削模式与其他的移民工人也是相差无几。丹麦的社会保护体制严重依赖行业工会主导的劳资协定,并没有法定的最低工资。欧盟东扩以后,日德兰的这家水产品生产厂就雇了大量便宜的罗马尼亚工人,不遵守行业协定的工资标准,以及超时工作没有休假等等。不过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好的,罗马尼亚工人们后来去找了工会,克服了种种语言沟通和文化差异的障碍,最终让雇主签订协议遵守行业标准。

2017年11月9日

  • 拿6岁的小朋友当外交工具。还有这种一群大人聊天拉着小孩表演娱乐节目,唱歌啊背诗啊(这次背的还是《三字经》)之类的行为,可能因为小时候经历过太多,现在超级反感。怎讲,这两个爱权威、爱把自己当皇帝的人,爱好可以说是相当一致了。 ​​​​
  • 听说关于孙女的微博被悄悄变成自己可见了,不过关于“龙的传人”我还是要说。

    “龙的传人”由侯德健作于1978年,为了抗议美国宣布正式外交承认PRC,抛弃了ROC/台湾。在台湾当局的推波助澜下,这首歌在岛上迅速走红。在中国大陆变得家喻户晓,则是因为上了1985年的春晚。

    侯德健后来离开台湾,出走大陆,并参加了某年的广场活动,绝食,给广场学生唱起这首歌。“龙的传人”这支民族主义金曲也和“国际歌”及崔健的“一无所有”一起成了运动旋律。侯也在香港的某演唱会唱了这首歌,改了歌词,把“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去掉了,把“姑息的剑”改成了“独裁的剑”。

    这支政治歌曲的奇异生命还没有完结。几十年后,一个独裁者会对一个煽动者提起那句原作者想要删掉的歌词,作为某种不证自明的关于“Chineseness”的真理。(link)

  •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不是事实陈述么?” 有人评论说。足以见这首歌如何将早已过时的19世纪人种学概念深植人心。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可能是印度人,可能是土耳其人,可能是意大利人,还可能是瑞典人,芬兰人,根本不能定义中国人身份。何况,大多数中国人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大多数中国人也没有“黄皮肤”。
    关于“黄种人”概念背后的19世纪人种学,建议看一下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新为《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这本书写的书评

    “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

    “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 (link)

  • “给他们黑白黄三种色笔,让他们涂一个东亚人的发色,肤色和眼睛,我就不信他们能不这么选”。问题的关键来了,你为什么只给这三种画笔?还不就是19世纪人种分类的那一套呗。自己挖了个坑跳进去,无语了。 (link)
  • 关于眼睛的颜色,保证这是最后一条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黑眼睛(虹膜),不过有非常接近的(比东亚人更接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情是有一次和意大利房东聊天时,说起可能是关于化妆或者买眼镜的话题,我说“因为我的眼睛是黑色的……”,他说,“你的眼睛是栗色的,我有个撒丁岛的朋友,他的眼睛才是真正的黑色的”。

    即使是他认为的黑色,也是极深的深棕色。不过我在网上找到一些关于“黑眼睛”的描述,比如有个美妆博主(她网站上的图片链接失效了,只有小图),她说她在正常光线下是看不清瞳孔的边界的,虹膜和瞳孔看起来一样黑。只有直接对着眼睛打光的时候才能看到一点棕色。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在一般的光线下,都是能看出虹膜和瞳孔颜色的明显区别的。

    黑眼睛,棕眼睛,其实叫什么无所谓,你喜欢就好。这个话题怎么来的呢,还不是因为某个知识结构停留在80年代的领导人。谈文化就谈文化,不要动不动扯物理特征。一来这个文化古往今来涉及的人群根本没有那么同质化,二来,你要这么说,你和日本人韩国人蒙古人长得那么像又怎么说。(link)

2017年11月7日

  • 那天重温“卡萨布兰卡”(真的不是因为要去卡萨布兰卡)(因为觉得没意思不打算放进行程),这次最让我感动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姑娘。她和新婚丈夫在逃亡去美国的路上,但是没钱买通行证。法国殖民当局的警官告诉她“可以帮她”,暗示性交易,并让她去找男主确认警长是个讲信用的人。她对男主说:

    “Oh, Monsieur, you are a man. If someone loved you very much, so that your happiness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she wanted in the whole world, but she did a bad thing to make
    certain of it, could you forgive her?”

    Rick: “Nobody ever loved me that much”.

    Annina:  “And he never knew, and the girl kept this bad thing locked in her heart?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wouldn’t it? …. Oh, but if Jan should find out! He is such a boy. In many
    ways I am so much older than he is”.

    纯洁、勇敢、为了爱人愿意牺牲一切的女人,和幼稚、怯懦、无用的男人。瑞克决定帮助他们也是为这个女孩儿打动,而这个男孩儿,说不定还以为多亏了自己赌博运气好。

2017年11月3日

  • 他们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回避本质的问题,就是“学术体制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和“想要改变这种歧视的力量”之间的矛盾。

    他们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重新讲述成,“率直的教授遭遇网络舆论围攻,让我们反思一下如何进行文明理论的对话吧”的故事。为了讲这个故事,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反对“学术体制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的有理有据的论述说成“口水战”,然后假装很理性地说:到底哪儿出错了呢?

    服。(link)

  • 唉,我觉得从这段时间以来的“主流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颇能看出你国媒体有多爱为权威站台、多敌视挑战权威的人了。他们才不管你的理论、知识和逻辑,在他们眼里都是“围攻”,“骂战”和“口水战”。 //@乌牛酱:把“直爽”的冯钢从青年时代到现在立了个传,连年轻时候好看的照片都放上去了,而批评 (link)

2017年11月2日

  • 有意思。说到底,社会科学没有绝对“客观”或“正确”的结论,只有credible或不credible的研究设计、数据和方法。学者急于发表,或者急于以大众传媒的方式简化研究结论,未尝不是和大学的新自由主义化、事事追求impact有关。(link)

2017年11月1日

  • 考据标签是有用的,但更有用的是他结尾说的几句,新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新民族主义,和宣传机器有没有关系。这需要收集分析一手资料,而不是依据“大家是怎么说小粉红的”的二手资料。 //@萧湘-:理清「小粉红」标签和实际人群的错位,是成功的,我觉得这一错位中的厌女倾向和阶层鄙视链才是真问 (link)
  • 论文我去看了,追溯了一下“小粉红”的标签如何出现的,如何被“自由派”(不知道是谁)攻击的,又如何被官媒赞扬的,晋江网友如何反应的,然后就结论了……老实说,如果你告诉我们“帝吧出征”的那些人不是晋江的那些人,那至少也应该告诉我们他们是谁,有什么观点和表达吧。结论也是很耐人寻味:

    “Cyber-nationalism… should be analyzed more as a case of ambivalence in digital activism than as a manifestation of state propaganda or growing rad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通过强调网络民族主义的ambivalence(which I agree)否定宣传机器的角色和是否有增长的激进民族主义这件事情(其实文章根本没有涉及后一个论题,文章只是说,被认为激进民族主义的那帮人不是文学论坛的女性)。链接

  • 一个印象,传媒学者用起政治意识形态的标签来太随便了,仿佛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两个阵营一样。事实上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一点都不矛盾。而网络上那些被传媒学者笼统归之于“民族主义”的言论,其实参杂了各种,保守主义,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link)
  • po主有句话不能同意,转发的不一定是赞同的,也有很多是吐槽的。还是之前说的,方文只告诉我们“一个界定模糊的群体”不是什么,但没有试图勾勒他们是什么,还为了强调“自由派抹黑”而直接取消掉“网络民族主义本身可能有的特点和属性”这个问题。原po的问题都是好问题,期待有人研究。。。(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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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years later

My little speech on our wedding day, which is basically a longer version of this blog post.

It was 2007. On a hot summer night in Shanghai, we were saying goodbye to each other on the campu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Neither of us was a student there, but we lived so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city that we decided to meet up in the middle. I still remember as clearly as ten years ago how he waved me goodbye while walking backwards until eventually disappeared into darkness. That was my last day in Shanghai and I already knew I was going to do a Masters in Beijing. I thought I would probably never see him again. When you are young, have nothing and know nothing about your future, 1000 kilometers could mean the distance of the whole universe.

After that, we were in different cities,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continents. And ten years later, here we are, still together, happily married in this magical city that brought us reunion. I cannot be grateful enough. Thank you all, friends and family. And thanks to the guy next to me for being there all the time, all these years.

To use the words of E. B. White, I will ‘slowly accustom myself to the idea that I have made the most beautiful decision of my life’. And all the beautiful things are worth waiting for.

给29岁一事无成的你

我读书早,小时候很聪明,成绩一直都是第一。

这样的小镇少年,会对未来有过于乐观的幻想。那时的我觉得,三十岁的我一定会很了不起,会是作家,学者,科学家,外交官。

后来上大学,并不是一所很精英的大学,这本来应该让我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了吧。但我那时只有十五岁,三十岁以前的日子才过了一半,虽然有从小镇来到大都市的短暂冲击,我可能仍然隐隐觉得,一切都有可能,未来和全世界都在手中。

仗着年轻的资本,会对自己格外地宽容。听到一些天才的故事——比如,爱因斯坦在一年之内发表四篇划时代的论文的时候26岁,海森堡发表量子力学理论并获得哥廷根大学教席的时候23岁,或者幸运儿的故事,比如扎克伯格在20岁的时候创建了Facebook,会想,可是我还没到那个年纪呢,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然后你20岁了,23岁了,26岁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三年前,一个和我同龄的同事在Facebook说,“先是以前教过的某个学生发邮件说要去一所很好的大学读PhD,全赖我当年的鼓励。然后我去马尔默的银行办事,账户负责人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辞去这份工作,因为‘你26岁就有了PhD,又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浪费生命。现在打算去斯德哥尔摩读书了’”。

如果有这种正能量也是好的,不过这些事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过。 严格来说,生活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和爱的人在一起,回家的时候有人为你准备晚饭,做喜欢的工作,有机会成为年轻人的灵感源泉。这是一个平凡人所能期待的最好的生活。29岁时的那一丝遗憾,那一点点bittersweet,是来自你终于接受了自己是个平凡人,接受了自己没有可能改变世界。

这不是关于生命,而是关于生活。不是关于变老本身,而是关于,年幼时所期待并视为理所当然的无限的可能性的消失。

Nancy Fraser和Andrew Arato的对话

Verso在选举夜重贴Nancy Fraser和Andrew Arato今年9月份关于美国选举的一个对谈(原帖刊于Public Seminar),两人的主要分歧是选择lesser evil还是什么也不选,也(marginally)涉及一点关于新自由主义下身份政治的讨论。因为在民主理论方面受阿伦特、郎西埃等人影响很深,我自己素来对身份政治有一定距离感,对Nancy Fraser对身份政治的左翼批判也算颇为认同。这次大选中民主党的失败让更多人反思身份政治,比如New York Times这周末的评论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但这篇评论在我看来是一种过于facile的反思,几乎等同于保守派的colour blindness,同样有colour-blind racism和强化本质主义的国民想象的危险。认识到身份政治的局限性不等于否认其重要性,而是认识到(following Fraser)recognition和redistribution的不可分割,以及(following Arendt and radical democratic theorists)social suffering并不一定和总是bring about the political.

所以,本来想要翻译一下这篇对谈,但一着手尝试就发现这对我是来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所以下面贴的完完全全不是翻译,而只是一个summary。 择其重点总结了一下,越到后来,连中文总结也不想总了(再次对有耐心和兴趣做翻译的老师们表示敬意)。必须强调的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策略上,我都不是完全同意Nancy Fraser,但我觉得她的立场在post-election的今天很有意义。尤其是,“That strategy, of conniving to mute the whole problematic of redistribution while loudly engaging that of recognition, has worked surprisingly well until very recently”.

(另,我觉得我在以中文陈说理论问题方面已经弃疗。手动拜拜。)

Andrew Arato: 上次你说,这次选举中最糟糕的事情是因为特朗普极其出格的言论,很多真正的问题被完全忽视了(他和桑德斯的出现本来凸显了这些问题)。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Nancy Fraser: 初选时的很多辩论确实在挑战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常识,而这些挑战现在完全消失了。特朗普当然很出格很让人愤怒,但更让我不满的是政治阶层和“头脑正常的”精英的应对。是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凭借对特朗普的道德愤怒之机回避真正的问题,比如the rigged economy,政治革命,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金融化的社会代价,这些成本极度不公的分配,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regime change,反恐战争,NATO的未来。当全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现有秩序的愤怒时,他们完全关闭了讨论这些事情的可能。

Arato:我当然同意你说的这些。你说的对,在初选时还是有讨论的。不过大部分问题都是由桑德斯或特朗普提出来的。特朗普确实找准了时机,聪明地运用贸易、政治腐败和外交政策来吸引那些觉得自己被left out或成了牺牲品的人。不管怎么说是非裔的投票让桑德斯失去了提名。我觉得早先对“重要议题”的讨论的消失并不是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一手策划的。为什么桑德斯自己不继续批评克林顿的竞选和亲克林顿的媒体呢?他在博客里也不再批评了。我其实很敬佩他的ethic of responsibility。不让特朗普赢是一个很大的伦理责任。

Fraser:你可能是对的,他可能选择放弃追求“最好的”以避免“最坏的”。问题在于,这并不address促使特朗普崛起的那些条件。不光是他说的the rigged economy,还有一个停滞不前的政治体制,民主党和共和党联手阻止任何结构性改革的可能。 这个积极应对recognition的同时取消作为问题的redistribution的策略,竟然直到最近都很成功。但现在已经不行了。人们的愤怒不会因为11月大选特朗普的失败而消失。相反,对克林顿的支持会进一步加强这个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的骗局。特朗普支持者的愤怒是legitimate的,即使现在被错误地指向了移民和其他替罪羊。我很遗憾桑德斯的project被束之高阁,本来是有其他可能的:左翼的critical support传统。批判性支持是指为一个候选人背书时并不放弃尖锐的批评和明确的、对alternatives的推动。这个策略的意义远超过11月的选举本身,而是关于重建美国左派。

Arato: 我部分地同意你说的。理论上说,身份平等确实在最近的社会抗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平等被忽略。但我不觉得identity oriented运动的崛起和扩散是哪个人/阶层的策略。没错,“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共识让“认同”变得比“再分配”更容易。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区分十分地有意义。二者没有什么对立。对身份的认同在逻辑上、也可能经验上可以证实地,可以改进该认同身份的经济状况。反过来说经济地位的提升也加强身份认同。

然后Arato通过波兰尼和卢梭来说明他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下税收和社会政策并不是零和游戏。再分配的意思并不是劫富济贫,而是社会政策和政治规制。然后他从策略上批评了Fraser的critical support的后果,因为毫无保留的批评肯定会影响克林顿的选票。他觉得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克林顿最近宣称的对几个桑德斯问题的支持(比如最低工资、基础设施、学费、贸易协定之类)是值得强调的。

Fraser:我们之间有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你想一石两鸟:一方面打败特朗普,另一方面“pushing her to the left”. 虽然很高尚,但我觉得是不够的。这相当于让可悲的选举选择来左右左翼政治的议题。我觉得指导我们的应该是基于对当下状况的批判分析之上的长期目标。应该着眼于the neoliberal project的摇摇欲坠,如果不是崩塌的话。从1970年代开始享受霸权,这个project不光几乎摧毁了全球金融体系、加剧全球变暖,使得不平等和precarity剧增,而且也确实给女性和少数群体带来些好处。虽然说这些好处对于professional-managerial阶层以外的人来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物质性的,并且和平等社会可能带来的好处比起来要far less substantial.

Fraser之后说了19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转型。她认为(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前的)state-managed capitalism集合了两个波兰尼认为是互相矛盾的两个计划: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但它们的结合牺牲了第三个计划,就是emancipation。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厦建立在对Global South的(新)帝国主义掠食之上,建立在将女性的附属地位体制化之上,在将农业和家政工人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以外之上。

我的结论,以及我们的关键区别就是,我觉得左派不应该在这场选站中站队!Rather than accepting the terms presented to us by the two-party system, we should be working to redefine them by drawing on the vast and growing fund of social revulsion against the present order.

不应该接受marketization-cum-emancipation反对social protection, 而是建造一个新的emancip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联盟反对marketization。选择克林顿并不能帮助我们build a new American left.

Arato: 你提出的循序渐进的道路也不是没有道理。第一阶段,market and protection;第二阶段,market and emancipation; 你想象的第三阶段是protection and emancipation (without market?). 但我自己从来没想象过这种理论,即使是读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时候。如果选择真的是在两个一样坏的选项间做出,我可能会同意你,not making the choice at all,希望这能够somehow帮助建造一个想象中的新左派。但是这两个选项并不是一样坏。不是因为克林顿很好,而是因为特朗普实在太危险。你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反全球化言辞和他在弱势群体中得到的支持。你把他看作social protection的代表,而克林顿是emancipation。

对不起,我不这么看。特朗普是反民主进程的代表。想一想第一次全球化经济危机的后果吧: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重要的是激进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拒绝支持民主(因为他们对自由主义的仇恨),拒绝做出选择,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德国。当然了,特朗普不是希特勒,甚至不是墨索里尼。但目前反对自由民主制的历史运动非常真实:from Correa and Maduro to Putin, Orban, Erdogan and Sissi, 特朗普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

Arato说你可以拒绝两党制定义的terms,但你可以通过很多别的方式拒绝。

Arato说我对克林顿一点也不热情。但这就是政治。不做选择就等于帮助特朗普。

Fraser:我同意对话该结束了,但我得再讲最后一点。

首先,当我说历史上转换的联盟(市场化、社会保护和解放)时,我不是在谈一个历史“阶段论”。我只是在提供一个分析的工具,我只是在把波兰尼的double movement扩展成triple movement。这并不是说历史必然如何发展。

其次,我支持democratic market socialism,我并没有说市场本身应该不存在,我关心是=的是所谓self-regulating(也就是unregulated)市场的destablizing本性:将自然、社会和人都从属于失控的资本积累循环之下。针对这样的市场化,我才提出应该有一个counterhegemonic alliance of emancip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关于你提的全球维度。你觉得,第一,特朗普并不只是一个糟糕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而是某种全球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一部分。第二,你觉得这些运动实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第三,考虑到“第一代全球化”的灾难性后果,你觉得今天避免法西斯主义结局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特朗普的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站在一边。我同意第一点,但不同意后两点。我最不同意的就是背后的假定:法西斯主义的唯一alternative永远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

其实,(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那么不同,它们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张深刻相连的面孔。虽然normatively绝不能相提并论,但两者都是unrestrained capitalism的产品。Liberalism expresses the first, liberatory side of this process, while glossing over the rage and pain associated with the second.

You are right, Andrew, that the stakes are global. But the real charm against “fascism” (whether proto or quasi or real) is a left project that redirects the rage and the pain of the dispossessed toward a deep societal restructuring and a democratic political “revolution.”

最后她觉得Andrew其实比他想象的更贴近这种观点,因为他也坦诚了自己并不支持克林顿。反问道,Why not couple your critical support for her in swing states with a full-throated critique of neoliberal predation in the name of an independent left?

家装记

就知道秋季学期开始之后我不可能有时间完成购房记系列。就让它暂时烂尾吧,因为家装记只需要贴图,不用怎么写字,不如赶在(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的)购房记(三)之前更新。

由于丹国的人工成本之高,我们从最开始就排除了雇佣装家具服务(装衣柜是两千起再加上交通费)和刷墙服务(我之前租的房子76平,房东问我收了八千的刷墙费用)的可能。因此我们在八月份刷了人生中第一面(其实是两面)墙,然后在其后的两个月的每一个周末一块板一块板地装了几十件家具。我们入住时拥有0家具,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块板一块板拼起来的。

即使到后来已经是装家具的熟练工,宜家的衣柜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耗费你一整天的时间,衣柜门是另外一天,床也要花上一天。其他的东西倒还好。唯一一次想要不要雇人是刚开始钻孔的时候,借来的hammer drill非常不给力,陈老师花了近20分钟才在混凝土墙上钻了大概两厘米。极度frustrated之际我去网上搜了下雇人打孔是什么情况,发现是按个数算的,混凝土打孔好像是200一个,而我们有几十个孔要钻,当即放弃。好在后来买了life saver的Bosch GBH 2-20,网上的评论都说钻起孔来像hot knife through butter, 用了就知道,果然如此!

先发一组before and af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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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餐厅部分,最大的问题是装吊灯,我们开始买了下图HAY的pendant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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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天花板有5.5米高,自己没法装,联系了一家电工服务。结果他们来了之后发现他们也装不了——喂我都已经告诉了你们天花板有多高你们不会事先确定一下梯子的工作高度再揽活儿吗。后来联系了另外一家,说这种难度需要两个人工作两个小时,一个人600/小时的话就是2400,再加上税要3000多。而我们的灯本身才一千多点,花三千来安装也实在太不划算。就干脆放弃了装吊灯,把HAY的美灯(实物真的很好看)退了,买了一只壁灯Lampe Gras 214. 这只灯蛮贵的,总花费倒没有省几个钱,但是好像宁愿多花钱买只designer lamp然后自己安装,也不想买只便宜的灯却花两倍的价钱在安装上……

客厅部分。我们是属于116平米只有一间卧室的奇葩房型,所以,到处都是客厅……

窗外风景不错,但我的相机拍不了HDR。手机倒是可以,却又是渣像素加色彩严重失真,将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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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我大学毕业那年,回老家前一天,我和他在上海大学的校园里告别。不记得为什么在上大,可能是因为时间短促。我住在杨浦的宿舍,他住在宝山,就取了个中间点。但记得很清楚他穿着红色T恤,背着挎包一边倒着走一边向我挥手再见。我也挥手,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去北京读研,心想不知道何年何月还能再见面。

然后九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哥本哈根荒凉的郊区的温暖的房子里吃饭,窗外下着小雨,我们喝着小酒,沉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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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记(二)

已经有预感这篇仍然不是完结篇,因为有很多废话要说。深坑,多图。

上回说到丹国购房便宜,价格倒也罢了,首付最低5%而且可以贷款,利率低,五年固定利率目前是0.2%多点。还有夸张的,贷款的前十年可以只还利息不还本金(但除了房贷以外每月要付税费和物业管理费用,100平的房子每月大约3000-4000之间)。以上属于完全产权的购买,另外一种购买模式是andelsbolig或coorperative housing, 价格只有完全产权市场价的1/3,但这种运作比较复杂就不说了。总之年轻人哪怕是存款寥寥无几,也可以完全不需要父母帮忙(何况他们本来也不会帮的好么),首付贷款,后面只缴利息和税费,不要太轻松。所以系里不少博士生拥房有娃的,但大都没结婚(博士生的合同包括完整的parental leave,这个夏天赶上丹国婴儿潮,男生女生们休maternity跟paternity leave的一大堆)。一个女生上学期去美国交换,回来莫名和男友分手了没地儿住,租房找了一个月没找着,啪唧就去买了一栋。就是这么简单。

说到这里各位看官中的土豪们想必有蠢蠢欲动来丹买房的。问题是,丹麦不是加拿大或葡萄牙,歪果仁买房不是那么简单。陈先生的银行就毫无顾忌地歧视了他一把,他想约谈按揭的事情,银行直接说你缴税时间不够长政府不会给许可的,还是不要谈了。还好我的银行够热情,很快约了面谈,后续事宜也很顺利。所以这里有“政府许可”这个关卡,即非永久居民购房需要向司法部申请许可,大抵是为了防止投机。律师讲是非常形式化的程序,只要有正当工作并有居住地址一般都会批准。即使如此这个批准上面的内容也实在是让人呵呵呵,我为此在脸书上吐槽过:

fb

对于研究公民权、governmentality和policing的博主来说这简直是绝佳的auto-ethnography案例呢。更激发了我一个愤怒的丹麦同事(一个根本上对所有事情都很愤怒的人)对丹麦社会排外精神的吐槽:

fb2

插叙:中国人占领世界这件事,我先是在卫报上看到报道说因为太多国人在温哥华买房造成房价高涨,本地人都买不起了云云,然后去里斯本玩,下飞机就看到这么大的中文“看房”广告。还有更神奇的,在Airbnb房间放了行李出去转悠,发现到处都是简体中文招牌,在一家“鸡蛋灌饼”店吃鸡蛋灌饼,我们被一个戴着女儿来吃饭的河北大叔搭讪了。说自己被黑中介骗来看房,结果成了强买强卖一家五口几乎被软禁,好不容易刚逃出来。又说明天还要和这中介的人搭同一班飞机回国,很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给了点建议,大多数是安慰,“投资需谨慎”之类,结果这大叔很受安慰就请了我们的鸡蛋灌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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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叙完毕,现在要说Ørestad了!为了了解Ørestad有多不受人待见,必须对比一下我家现在楼下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的街区画风是这样的

再往前,我在罗马时住的街区是这样的

我在布市住的街区是这样的

这才是我喜爱并且长期以来习惯的城市空间,是张爱玲和佩索阿(咦,这两个人怎么会凑到一起)喜爱的城市生活。街道上满是咖啡店、小食店和别的小店,店门口街道边的户外座椅上坐满了人。我为人不怎么热闹,却热衷于居住在热闹的地方,在街道的喧嚣声中才能安静地生活。那么,铺垫了很久的Ørestad长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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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看起来还算光鲜亮丽,那么,实际上(在冬天)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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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这不是北京(酷似我最讨厌的北京有没有!),不是通州,而是哥本哈根,以城市规划和设计著称的哥本哈根。各种大而无当,毫无生活气息,街道人气为零。到底哪儿出错了呢?这要从这个新城区的发展规划说起。Ørestad是Amager岛(有点像哥哈的浦东)西端的一个狭长地带,北临一块巨大的自然保护区,南临……荒野,在2004年以前这里也是一片荒野,当时居民人数为零。04年开始开发,并且修了一条地铁线,从上图所示地点到市中心地铁只要10分钟。刚开始开发的时候市政部门可谓是野心勃勃,一会儿说要建成曼哈顿啦(商业中心),一会儿说要修建未来的宜居绿色城市啦,还找来了著名建筑师Daniel Libeskind做总规划师。事实证明好的建筑师未必是好的规划师,2011年的金融危机令很多工程停摆,2012年这个城区一度被认为是abandoned city。从下面的航拍图可以看出,整个Ørestad就像是抛在荒野上的一堆(昂贵的)建筑垃圾,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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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的规划目标是吸引六万人在此工作,两万人在此居住,两万人在此学习。目前只有最后一个目标达到了……因为Ørestad北端的部分(上图中看不到)有一个巨大的哥本哈根大学校区。第二个目标可能也差不太多,因为现在这里已经进驻了很多丹麦及跨国公司的办公室。至于居民人数,十二年间从零增长到了七千多,离两万还差得很远。虽然规划地确实有点差,我们这些习惯了中国速度的还是有些不解:在离市中心地铁10分钟的地方,修了地铁,修了一堆造型略怪异但极具设计感的商用楼和居住楼,上万人在这边的写字楼工作,十二年以后难道不应该满街都是鸡蛋灌饼摊,啊不,热狗车吗?!不可理喻好么!十二年了……这边的街道上仍然是除了风(这里的风特别大)什么都没有。

作为社科学术工作者我当然对Ørestad的失败规划很有兴趣,看了些资料(对了这边有一本专著专门比较欧洲large-scale development projects的失败的)。表面上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建筑大而无当,过分求“大”造成了间距和道路距离都非常不宜居(sounds familier),求“大”的风气是这个区域最早的两个建筑带起来的:一个是北欧最大的酒店兼会展中心,一个是北欧最大的shopping mall…… 据说,居民在这样的道路上走路很难有眼神接触。深层原因,这篇failed architecture的长文分析还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主导发展所致,利益至上战胜了对“都市使用价值”和“民主空间”的兴趣,最开始的规划完全是围绕能够快速盈利的购物商场field’s进行的。而这个巨型购物商场的存在吸收了周边街区的活力,使得street level小型商户没有存在的空间。

好在市政部门还没有放弃这块试验田,并且及时(?)地改变了发展策略,抛弃了Daniel Libeskind的master plan,开始摸索一些新的可能(真的吗?)。曾在网上看过一家哥哈的建筑咨询机构做的Ørestad 2.0构想,对比现实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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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6

图像 7

图像 8

作为一个无奈的Ørestad新居民,我也只能期待图中的景象有一天能成真了(以该城市的发展速度可能是50年以后)。关于街区的部分终于写完/吐槽完,下篇讲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