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节日的注脚

对于80年代后期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忘记6月3号夜里发生了什么—— 杀戮和鲜血 ——当然是很可悲的,但更可悲的可能是忘记了那之前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争执和论辩,请求对话和拒绝对话,暴力和不暴力的游行,把异议说出来的勇气。我们生活在一个对自我审查已经麻木了的时代,我们不再有任何要求,我们的确有很多方法来讥讽,来拐弯抹角地针砭时弊,但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们看不过去,但我们不说话。

八九年的人们还不是这样。人们支持言论自由,便说:我们要言论自由。人们要民主,便打出标语:民主万岁。尽管之前的几次游行和静坐屡屡陷入冲突,4月27号这一天的据说很“成功”。因为之前4月26号的人民日报社论攻击学生运动是“动乱”,于是次日有了学运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大纪元说有上百万学生和北京市民参加),来证明:我们不是动乱。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则“要求《人民日报》再发一篇语气温和的社论”。有乐观的评论者甚至以为,4/27游行可能意味着一场可怕的危机将变成可喜的转机。更加审慎的人则看得出:“當局昨天的容忍只能被認為是一個奇跡”,而”無畏的人需要的不僅僅是一次奇跡” (来源)。

到了5月,政府幻想可以请知识分子“斡旋”,但那时的知识分子又岂肯轻易被胁迫?他们也要发出声音。你若不同意,就该说出来。于是有了严家其等人的五·一七宣言,要求结束老人政治,要求独裁者辞职;以及冰心、钱钟书等人的紧急呼吁。

不论结局将如何,行动本身才是最大的胜利,天未曾赋予人任何权利,一个不以言说和行动来索取权利的人便无任何权利可言。

他在嘴上封上布条,写着:我要说话。这才是真正的,唯一的,说话的权利。

这张四·二七游行的照片里(来源),其时京城繁华盛开,似一场节日

就像列宁那句被过度诠释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的节日。

当拉丁裔非法移民在美国所有的城市掀起游行时,他们用西班牙语唱美国国歌,挥着美洲各国的旗子舞蹈,亦是一场节日。

没错,极端一点的话,我是想说阿伦特这句话,而她说得再好不过:

Greatness, therefore, or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each deed, can lie only in the performance itself and neither in its motivation nor its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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