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

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变化据说是“日新月异”,我的家乡却看起来从来没有变过。商品房也建了起来,道路拓宽一些,可拓宽的道路仍是用来堆垃圾,新建的房子至今还没有人入住,也有人匆忙在自己院里盖起新房等着被拆迁。最重要的是,人心改变不了。在这些“人心”的规则里,听起来虽然荒唐,其中一条是“女人一定要生儿子的”,如果她现在没有生,隔了五年十年,大女儿都研究生毕业了你才意识到她前几年悄悄生了个儿子——这是某阿姨的故事。

那是个喜剧,还有个悲剧是这样的,听得我起鸡皮疙瘩。我妈的牌友,一个年龄相仿的中年女人,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已婚,大女儿还没有。这母亲诊断出了胃癌,几个月后就已病危,小女儿有孕,为了让母亲临终前见外孙(已做性别鉴定)一面,比预产期提前了很久做剖腹产,她们在同一家医院。但是女儿还没有出手术室,母亲已经去世了。母亲临终前意识不清,说不出话,唯一在做的事情是不停地往大女儿口袋里塞卫生纸,一直塞,塞满了一卷。众人的解读是:妈妈可能为女儿存了钱,妈妈知道女儿的命运会很悲惨。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就是这部分:所有人都认为女儿的命运会很悲惨,悲惨的原因不是因为母亲去世了,而是因为后妈将会生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会得到父亲全部的财产。

我说:怎么可能?我妈说:什么不可能,她还没死的时候就已经有好几个给他介绍对象的了。现在有一个已经快说成了。

表姐嫁到了县城,公公家很有钱,她不再上班。但她仍然在某乡镇政府挂名,每个月领着工资,就是不上班。我说:天天在家不闲得慌吗?回答是:她生了一个女儿,又怀孕,还是女儿,打掉,现在在家各种努力生儿子。

她的父亲也就是我姨父依然在乡下做泥水匠,我们叫“撂泥兜子”。我上次见到他时他刚从工地回来,手上摔了一个巨大的伤口还没好,满身的泥。他很开心地介绍最近接的活儿很轻松,是早上5点干到中午12点,于是整个下午都不用晒了。

舅妈和她的儿媳妇闹矛盾,她看不惯怀孕的儿媳妇太娇气,儿子在外参军叮嘱她照看好老婆,但舅妈一心想着去新疆拾棉花。她说她一个半月的工期可以拾七千块,我妹妹说这么好赚?我也要去拾。舅妈说:你的个头倒是很适合拾棉花,我太高了,要一整天弯着腰。但是这个是按绩效来的,你姨妈拾了五六千,我看你能捡个两三千吧…… 我后来在火车站排队时遇到一群看起来五十来岁的妇女,也像是去做季节工人,每个人扛了臃肿的“蛇皮袋”往前冲,我被她们挤到一旁,我觉得她们就是我的舅妈和阿姨。

当我离开以后,觉得这一切都那么遥远。我以前写过“小镇青年”,结论是我们都只能用城市的霸权话语来言说小镇青年,那些自以为“为小镇青年”说话的人,只是silence(做动词)的另一种形式而已。我的小镇还是老样子,没有“文化”,没有“艺术”,只有可以讲述的生活,用本地的或者陌生的语言。

我喜欢看“红颜”里的每一个画面,时光网上一个人评论说“最终令人哽咽的是电影里的乡音,川戏,青苔,竹篾,破旧的洗衣台,斑驳的木门,没有大开大合的悲喜,全都是我熟悉的场景”。那乡音不是我的乡音,风物也全不是我家乡的风物,可是她表现的小镇生活的气息是那么熟悉相通。经常有人写大城市的孤独,那是“匿名性”的孤独,是星巴克因为要问每一个顾客的名字而被批判的孤独。可熟人社会有熟人社会的重负,风光者各处风光,被损害的毫无出路,唯一的出路是出走到匿名的都市。

那些没有出走的,实现起“人生目标”来仿佛比大城市的人容易得多,轻而易举地过上了富足(富足是个相对的词)的生活,离人生赢家就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远了。
auntie & nep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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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oughts on “回乡记

  1. 人生各有各的痛苦,它只对处于其中的人有意义,局外人永远无法真正体会,最多只能理解与同情。对他人的痛苦抱以同情,是每个人都该做的最基本的事。

  2. [熟人社会有熟人社会的重负,风光者各处风光,被损害的毫无出路,唯一的出路是出走到匿名的都市。] 对这句话特别有感触。

    我家是上海郊区的一个小镇,虽然随着拆迁,商品房的销售现在渐渐有了那种冷漠的蚁穴感,但是镇上原来的住民之间还有着那股熟人社会的脉络。

    这次回国也见了不少同学。
    高中因为是重点高中,大家大多读上了大学顺利毕了业好歹也是一般小白领,过着那种每天挤车进城上班的日子。

    小学同学却是鱼龙混杂,还有那种通吃小镇黑道白道的。不由得感叹人生无常。

  3. […] 回乡记 // 徒然草 猛禽 2012-09-11 : 中国, 城市, 传统, 农村 经常有人写大城市的孤独,那是“匿名性”的孤独,是星巴克因为要问每一个顾客的名字而被批判的孤独。可熟人社会有熟人社会的重负,风光者各处风光,被损害的毫无出路,唯一的出路是出走到匿名的都市。 […]

  4. […] 我的祖父母一辈是不识字的农民,父母的兄姊也没有进过学校。妈妈至今提及大姐也是遗憾,说当年家境紧张,她是为了能让弟妹念书,宁愿早早开始帮助家里的农活。父母是他们各自家里第一个去念书的,第一个不再种地的 —— 但我现在在“念书”这件事上走得却又太远了,于是他们又不开心了,这是后话。我在“回乡记”里也写过我勤劳艰辛的亲戚们,姨父以将近60岁的年纪仍然在乡下的建筑队里干活,“撂泥兜子”; 大舅妈的年纪也相仿,夏天会远赴新疆去捡棉花,两个月下来倒是可以赚到几千块钱。好几个堂兄在外地打工,小侄子们成了“留守儿童”。我在北京念书时,有个堂哥(算起来是我们这一辈里年纪最大的,爷爷的长孙)突然打电话到我宿舍,说他在附近的工地干活,也许可以见面。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们一点也不熟,一两年也不会见上一次,他从哪里得来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见成,我现在不知怎么想起了这件事,又觉得很难过,他既然打电话过来,一定是想见我的。 […]

  5. […] 我的祖父母一辈是不识字的农民,父母的兄姊也没有进过学校。妈妈至今提及大姐也是遗憾,说当年家境紧张,她是为了能让弟妹念书,宁愿早早开始帮助家里的农活。父母是他们各自家里第一个去念书的,第一个不再种地的 —— 但我现在在“念书”这件事上走得却又太远了,于是他们又不开心了,这是后话。我在“回乡记”里也写过我勤劳艰辛的亲戚们,姨父以将近60岁的年纪仍然在乡下的建筑队里干活,“撂泥兜子”; 大舅妈的年纪也相仿,夏天会远赴新疆去捡棉花,两个月下来倒是可以赚到几千块钱。好几个堂兄在外地打工,小侄子们成了“留守儿童”。我在北京念书时,有个堂哥(算起来是我们这一辈里年纪最大的,爷爷的长孙)突然打电话到我宿舍,说他在附近的工地干活,也许可以见面。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们一点也不熟,一两年也不会见上一次,他从哪里得来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见成,我现在不知怎么想起了这件事,又觉得很难过,他既然打电话过来,一定是想见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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