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cy Fraser和Andrew Arato的对话

Verso在选举夜重贴Nancy Fraser和Andrew Arato今年9月份关于美国选举的一个对谈(原帖刊于Public Seminar),两人的主要分歧是选择lesser evil还是什么也不选,也(marginally)涉及一点关于新自由主义下身份政治的讨论。因为在民主理论方面受阿伦特、郎西埃等人影响很深,我自己素来对身份政治有一定距离感,对Nancy Fraser对身份政治的左翼批判也算颇为认同。这次大选中民主党的失败让更多人反思身份政治,比如New York Times这周末的评论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但这篇评论在我看来是一种过于facile的反思,几乎等同于保守派的colour blindness,同样有colour-blind racism和强化本质主义的国民想象的危险。认识到身份政治的局限性不等于否认其重要性,而是认识到(following Fraser)recognition和redistribution的不可分割,以及(following Arendt and radical democratic theorists)social suffering并不一定和总是bring about the political.

所以,本来想要翻译一下这篇对谈,但一着手尝试就发现这对我是来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所以下面贴的完完全全不是翻译,而只是一个summary。 择其重点总结了一下,越到后来,连中文总结也不想总了(再次对有耐心和兴趣做翻译的老师们表示敬意)。必须强调的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策略上,我都不是完全同意Nancy Fraser,但我觉得她的立场在post-election的今天很有意义。尤其是,“That strategy, of conniving to mute the whole problematic of redistribution while loudly engaging that of recognition, has worked surprisingly well until very recently”.

(另,我觉得我在以中文陈说理论问题方面已经弃疗。手动拜拜。)

Andrew Arato: 上次你说,这次选举中最糟糕的事情是因为特朗普极其出格的言论,很多真正的问题被完全忽视了(他和桑德斯的出现本来凸显了这些问题)。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Nancy Fraser: 初选时的很多辩论确实在挑战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常识,而这些挑战现在完全消失了。特朗普当然很出格很让人愤怒,但更让我不满的是政治阶层和“头脑正常的”精英的应对。是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凭借对特朗普的道德愤怒之机回避真正的问题,比如the rigged economy,政治革命,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金融化的社会代价,这些成本极度不公的分配,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regime change,反恐战争,NATO的未来。当全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现有秩序的愤怒时,他们完全关闭了讨论这些事情的可能。

Arato:我当然同意你说的这些。你说的对,在初选时还是有讨论的。不过大部分问题都是由桑德斯或特朗普提出来的。特朗普确实找准了时机,聪明地运用贸易、政治腐败和外交政策来吸引那些觉得自己被left out或成了牺牲品的人。不管怎么说是非裔的投票让桑德斯失去了提名。我觉得早先对“重要议题”的讨论的消失并不是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一手策划的。为什么桑德斯自己不继续批评克林顿的竞选和亲克林顿的媒体呢?他在博客里也不再批评了。我其实很敬佩他的ethic of responsibility。不让特朗普赢是一个很大的伦理责任。

Fraser:你可能是对的,他可能选择放弃追求“最好的”以避免“最坏的”。问题在于,这并不address促使特朗普崛起的那些条件。不光是他说的the rigged economy,还有一个停滞不前的政治体制,民主党和共和党联手阻止任何结构性改革的可能。 这个积极应对recognition的同时取消作为问题的redistribution的策略,竟然直到最近都很成功。但现在已经不行了。人们的愤怒不会因为11月大选特朗普的失败而消失。相反,对克林顿的支持会进一步加强这个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的骗局。特朗普支持者的愤怒是legitimate的,即使现在被错误地指向了移民和其他替罪羊。我很遗憾桑德斯的project被束之高阁,本来是有其他可能的:左翼的critical support传统。批判性支持是指为一个候选人背书时并不放弃尖锐的批评和明确的、对alternatives的推动。这个策略的意义远超过11月的选举本身,而是关于重建美国左派。

Arato: 我部分地同意你说的。理论上说,身份平等确实在最近的社会抗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平等被忽略。但我不觉得identity oriented运动的崛起和扩散是哪个人/阶层的策略。没错,“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共识让“认同”变得比“再分配”更容易。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区分十分地有意义。二者没有什么对立。对身份的认同在逻辑上、也可能经验上可以证实地,可以改进该认同身份的经济状况。反过来说经济地位的提升也加强身份认同。

然后Arato通过波兰尼和卢梭来说明他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下税收和社会政策并不是零和游戏。再分配的意思并不是劫富济贫,而是社会政策和政治规制。然后他从策略上批评了Fraser的critical support的后果,因为毫无保留的批评肯定会影响克林顿的选票。他觉得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克林顿最近宣称的对几个桑德斯问题的支持(比如最低工资、基础设施、学费、贸易协定之类)是值得强调的。

Fraser:我们之间有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你想一石两鸟:一方面打败特朗普,另一方面“pushing her to the left”. 虽然很高尚,但我觉得是不够的。这相当于让可悲的选举选择来左右左翼政治的议题。我觉得指导我们的应该是基于对当下状况的批判分析之上的长期目标。应该着眼于the neoliberal project的摇摇欲坠,如果不是崩塌的话。从1970年代开始享受霸权,这个project不光几乎摧毁了全球金融体系、加剧全球变暖,使得不平等和precarity剧增,而且也确实给女性和少数群体带来些好处。虽然说这些好处对于professional-managerial阶层以外的人来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物质性的,并且和平等社会可能带来的好处比起来要far less substantial.

Fraser之后说了19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转型。她认为(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前的)state-managed capitalism集合了两个波兰尼认为是互相矛盾的两个计划: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但它们的结合牺牲了第三个计划,就是emancipation。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厦建立在对Global South的(新)帝国主义掠食之上,建立在将女性的附属地位体制化之上,在将农业和家政工人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以外之上。

我的结论,以及我们的关键区别就是,我觉得左派不应该在这场选站中站队!Rather than accepting the terms presented to us by the two-party system, we should be working to redefine them by drawing on the vast and growing fund of social revulsion against the present order.

不应该接受marketization-cum-emancipation反对social protection, 而是建造一个新的emancip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联盟反对marketization。选择克林顿并不能帮助我们build a new American left.

Arato: 你提出的循序渐进的道路也不是没有道理。第一阶段,market and protection;第二阶段,market and emancipation; 你想象的第三阶段是protection and emancipation (without market?). 但我自己从来没想象过这种理论,即使是读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时候。如果选择真的是在两个一样坏的选项间做出,我可能会同意你,not making the choice at all,希望这能够somehow帮助建造一个想象中的新左派。但是这两个选项并不是一样坏。不是因为克林顿很好,而是因为特朗普实在太危险。你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反全球化言辞和他在弱势群体中得到的支持。你把他看作social protection的代表,而克林顿是emancipation。

对不起,我不这么看。特朗普是反民主进程的代表。想一想第一次全球化经济危机的后果吧: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重要的是激进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拒绝支持民主(因为他们对自由主义的仇恨),拒绝做出选择,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德国。当然了,特朗普不是希特勒,甚至不是墨索里尼。但目前反对自由民主制的历史运动非常真实:from Correa and Maduro to Putin, Orban, Erdogan and Sissi, 特朗普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

Arato说你可以拒绝两党制定义的terms,但你可以通过很多别的方式拒绝。

Arato说我对克林顿一点也不热情。但这就是政治。不做选择就等于帮助特朗普。

Fraser:我同意对话该结束了,但我得再讲最后一点。

首先,当我说历史上转换的联盟(市场化、社会保护和解放)时,我不是在谈一个历史“阶段论”。我只是在提供一个分析的工具,我只是在把波兰尼的double movement扩展成triple movement。这并不是说历史必然如何发展。

其次,我支持democratic market socialism,我并没有说市场本身应该不存在,我关心是=的是所谓self-regulating(也就是unregulated)市场的destablizing本性:将自然、社会和人都从属于失控的资本积累循环之下。针对这样的市场化,我才提出应该有一个counterhegemonic alliance of emancip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关于你提的全球维度。你觉得,第一,特朗普并不只是一个糟糕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而是某种全球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一部分。第二,你觉得这些运动实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第三,考虑到“第一代全球化”的灾难性后果,你觉得今天避免法西斯主义结局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特朗普的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站在一边。我同意第一点,但不同意后两点。我最不同意的就是背后的假定:法西斯主义的唯一alternative永远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

其实,(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那么不同,它们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张深刻相连的面孔。虽然normatively绝不能相提并论,但两者都是unrestrained capitalism的产品。Liberalism expresses the first, liberatory side of this process, while glossing over the rage and pain associated with the second.

You are right, Andrew, that the stakes are global. But the real charm against “fascism” (whether proto or quasi or real) is a left project that redirects the rage and the pain of the dispossessed toward a deep societal restructuring and a democratic political “revolution.”

最后她觉得Andrew其实比他想象的更贴近这种观点,因为他也坦诚了自己并不支持克林顿。反问道,Why not couple your critical support for her in swing states with a full-throated critique of neoliberal predation in the name of an independent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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